第九章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习仲勋一生经常深情、忠恳地地讲述：党中央和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陕甘边红军，给了刘志丹和我习仲勋以及陕甘边全体红军将士第二次生命，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毛主席培养下我习仲勋一个逃荒要饭的农民儿子，才能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出一些有益的工作，才有今世今生的习仲勋，党中央和毛主席晚到陕北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
1935年7月15日，极左当局主持的"永坪扩大会议"，做出了《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9月下旬以来，"肃反"的阴霾笼罩陕北，短短一月他们就杀害了苏维埃政府县以上、军队营以上干部200多名，还准备将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领导活埋。这是习仲勋一生又一次走进牢狱最惊险的时期，习仲勋以卓越的政治智慧、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渡过难关，走向革命生涯的一个又一个巅峰。
1935年9月，思想极左、总想在革命队伍中找到"反革命分子"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立即在陕北搞起了"肃反"运动，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关押了起来。他们把陕北红军领导人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分化敌人而采取的争取敌军上层起义，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等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说成是"右倾投降"。他们据此认定，陕北红军中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中许多人是"反革命分子"。 据习仲勋回忆："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这些极左分子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分子"，在对付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时的手段是极为残酷的。他们把习仲勋等人长时间绳捆索绑关在一间小黑屋子里，天气异常寒冷，没有铺盖，难友们聚拢在一起，靠体温取暖。捆绑的绳索都长满了虱子……
面对极左路线代表的残酷迫害，习仲勋据理力争，逐条驳斥，拒不认错，结果他们又给他扣上"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帽子。尽管如此，习仲勋始终保持自己的意见，决不同意中央代表给自己及刘志丹等人所扣的帽子。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恰在此时，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了吴起镇。毛主席刚刚住下，就听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抓的消息，他立即提出:停止捕人。毛主席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1935年的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工作。当他们汇报到"肃反"问题时，毛主席立刻提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毛主席在征得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意见后，临时组成一个中央工作组，毛主席的真正意图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杀害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中央工作组用最快的速度赶到瓦窑堡，立即去见那些极左分子，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要求立即放人。
当时极"左"路线对党的事业造成极为惨痛的损失。几十年后，习仲勋时刻铭记在心。常常回忆讲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旗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经过调查，所强加在习仲勋等人头上的"罪名"，完全不成立，是一种陷害。调查结果出来后，毛主席果断地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反。 1935年12月，习仲勋到瓦窑堡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第三班班主任。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习仲勋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受到主席的器重，逐步委于重任。毛主席是在一个窑洞里见到习仲勋的。毛主席和他一见面，就十分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毛主席早就知道习仲勋这个名字。那是1935年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刚刚抵达陕北根据地时，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了一些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从此，毛主席便记住了习仲勋这个名字。当毛主席知道习仲勋被极左分子当作"反革命分子"处理时，毛主席当时就想：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又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怎么能够是反革命？毛主席及时发出"刀下留人"的指示，与他当时对习仲勋的这一认识有很大关系。这次又见了习仲勋，毛主席更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毛主席见习仲勋这一年，习仲勋刚刚23岁，虽然在被极左分子关押时，习仲勋倍受折磨，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但经过休息和医治，显得很精神。毛主席和他谈了许多话，从习仲勋的家世、经历，一直谈到当时的工作。毛主席对于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很高的政策水平，考虑问题全面周到，头脑清醒，办事干练，脚踏实地，稳健实效，实事求是，不畏艰难困苦，克勤克俭，有超乎寻常极强的工作能力，统帅能力，印象很深。毛主席鼓励习仲勋今后要大胆为党工作，党中央是信任习仲勋的。
经过生死大难，习仲勋经受住了重大考验。1936年1月，组织上任命他担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当时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一些极左分子，又别有用心地散布说：是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在不同场合，以亲身感受经历，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说，"毛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习仲勋在被捕后的生死关头，仍坚持真理，毫不屈服，这一点深受毛主席赏识。党中央、毛主席对习仲勋不断委以重任。1936年6月，按中央决定，习仲勋参加西征，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那时陕北根据地的一个县委书记，地位就是很高的了）。9月，习仲勋调回关中任中共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1937年7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进一步完善。1939年1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员；5月，兼任新正县县长。在当时，县只有参议会，乡级无参议员，而且在参议会成员分配上，党内党外没有严格的比例要求，多以共产党员为主。习仲勋以其优异的工作成绩和成功的统战经验引起中央的高度观注，11月，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代表大会，当选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
习仲勋的统战经验就是原陕甘苏区民主政治的继续。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结合西北地区的社会特点，形成了一整套工作经验，早已有了"三三制"的雏形，只是没有这样称谓。经过中央的总结，1940年初，"三三制"正式提出，首先在延安县中区五乡试行，效果非常好。毛主席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批示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
3月6日，毛泽东在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还要求："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1942年7月调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也得到党组织的高度肯定。1942年秋，西北局召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称赞他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1943年2月，习仲勋就任绥德地委书记，提出"为52万群众服务"的要求，并以身作则，保证自己和地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做到，他带领地委干部将地处边区北大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绥德治理得有声有色。
绥德分区进行的审干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偏差，捕风捉影，甚至体罚逼供，很多人迫于巨大压力，为了能够过关，就乱交代。绥德师范出现了很多"假坦白"，不少女学生竟然都踊跃坦白自己是"特务"。结果，全校师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
习仲勋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看到这种"假坦白"现象后，心情十分沉重，曾对人说："这么小的女学生，又没有出去过，怎么会当了特务呢？"。他提醒大家一定要对党忠实，要坦白，但必须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
习仲勋对"左"的那一套十分警惕，实事求是，不跟风，使绥德分区大批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得到保护。在整风报告会上，习仲勋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并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向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德分区审干过程中的偏差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