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1913.10.15-2002.5.24)
祖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第二章 苦难辉煌陕甘边,井冈道路一脉相承

1926年4月,13岁的习仲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1928年8月,15岁的习仲勋,因参加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关押。在狱中,习仲勋立场坚定、斗争坚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年2月,习仲勋受党的指示投身兵运。
1932年4月,习仲勋和他的战友们成功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之后,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道,投入艰苦卓绝的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32年6月,习仲勋在陕西耀县照金革命根据地,见到了谢子长和刘志丹。群英相会,天地光明,山河生辉,人民群英志同道合,大展宏图。他们淳朴温暖,习仲勋如沐春风,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革命,屡屡受挫的艰难困苦的经历。刘志丹、谢子长早有耳闻习仲勋英勇奋斗的壮举,衷心敬佩,充满相见恨晚的热切情谊,真挚安慰习仲勋。说道:几年来,陕甘边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原因,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建立牢固的根据地为依托。现在起,我们一定要学毛泽东那样搞武装斗争,务必以建立牢固的根据地为依托,逐步扩大、巩固游击区。当严峻的局势到来时,既有站脚立身的地方,又有更广阔的回旋余地。谢子长、刘志丹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过去我们没有牢固的根据地,现在一定要搞好,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刘志丹、谢子长精辟的见解使习仲勋直面严峻的形势,严酷的现实,生发苦苦的思索,产生全面深刻的共鸣。同时使习仲勋看到革命的烽火,在西北大地正以迅猛强烈的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志同道合,深刻共鸣,大展宏图,苦难辉煌,开拓更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在照金金刚庙同习仲勋会谈时,殷切地鼓励习仲勋:"你是关中人,熟悉农村情况,能和农民达成一片,一定要做好开辟根据地的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的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刘志丹由衷坚信,成功组织两党兵变的少年英才习仲勋,必定能搞好农民运动工作,创建更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特将自己领导的陕甘游击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下,授权习仲勋领导指挥,开展游击战争。
习仲勋从渭北苏区革命实践真实情况中,深刻清醒地感悟到:务必坚定毛泽东井冈山建党、建军、建政,和战略战术,方略决策,才能走向光明,走向胜利。在敌人强大的统治中心,是不可能建立根据地的。只能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山高林密,地理、地形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才能巩固壮大。睿智的习仲勋独具慧眼,有得天独厚的凝聚力,感召力,广泛深刻有力地感化、争取,团结敌人内部和社会各种力量,转化为革命力量,形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战胜强大的敌人。
渭北革命根据地,简称渭北苏区。地处关中腹地,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泾阳、淳化五县交界的地区。约七百五十平方公里,四万多人口。
渭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渭北特委,又有了革命的武装,如虎添翼。根据地的农民被发动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分给生活困难的群众。农民联合会迅速发展到六百余人,农民武装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军民团结一致,开展了广泛的分粮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群众的革命热情似火一样燃烧起来。
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直接威胁着西安的敌人。国民党反动当局恨之入骨,磨刀霍霍。时刻反扑镇压新生革命力量。
沉浸在胜利和欢乐之中的苏区军民,未曾想到,大好革命形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
1932年11月9日,三原、耀县和富平的国民党驻军与附近六个县的民团纠集在一起,将武字区包围起来,"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起搜"。群众衣物被褥被抢,黄子文家十余间房屋被烧,牲口农具被毁,农户打麦场的石碾也被推入井内。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被屠杀。根据地的领导被冲散,工作陷入瘫痪状态。
习仲勋和特区书记李杰夫带第二支队,急忙向心子区转移。立足未稳,敌人即追剿过来。
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照金无法存身,二人在心子区附近的一个水洞内潜藏了十多天。民团搜到这里,带走了被游击队押在洞口的几个豪绅,藏在水洞深处的习仲勋和李杰夫幸免于难。后来李杰夫奉命回省委工作。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继续组织群众,重新开展武装斗争。他再次回到富平在离习家庄不远的唐家堡,幼时的好友岳强明家住了下来。他向昔日的知心伙伴,叙说了自己几年来追求革命的曲折经历,热情鼓励岳明强同自己一起干。
习仲勋从自己的家庭,和广大农民贫困不堪的生活说起,讲了许多关于阶级和阶级压迫,以及革命斗争的前途和出路。岳强明终于在习仲勋的领导之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除了掩护习仲勋的安全外,还将姚万忠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串联组织起来,有组织的开展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由一个农家子弟,后来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习仲勋组织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由姚万忠任支部书记。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起有二十人的淡村游击队,由岳强明和刘鸣风负责。
因关中地区连年年馑,群众的生活极为困难。为了解决群众吃粮困难的燃眉之急,习仲勋和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带领群众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分粮斗争。正好武字区游击队,在队长康尚武的带领下来淡村一带开辟工作。游击队与群众分粮斗争结合起来,是当地形势迅速得到了发展。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游击队和数百名群众,包围了习家庄北面的西刘堡,强行收缴和分配了大地主刘本初、民团团长刘玉琪囤积的粮食和财物。二刘闻讯逃跑前,将数道门窗完全堵死,并派家丁守护。群众放火烧了两家的门楼,解除了家丁的武装,向附近饥民评分了粮食和财物。接着又动员一千余人,分了庄里镇大地主贾成芳家里的粮食和财物。根据群众请求,处死了民愤极大地恶霸地主田顺子和党玉升等人。
习仲勋在富平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昼伏夜出,灵活机动,演绎出一幕幕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白天藏在破坟古墓里面休息和开会,晚上出去活动。敌人利用报纸公开宣传,说他们是"土匪",弄得人心惶惶,甚至由耀县经三原到西安的大道上,行人都绕道南塬。他辗转于家乡周围的村庄,常常遥望,思念生养自己的习家庄,思念长眠在这里早逝的父母;牵挂尚未成年的弟妹。托人将比较懂事的妹妹带到线家原,在表姐家后院的一孔放麦衣的窑洞里想见。因怕九岁的弟弟中凯走露风声没有见面。十二岁的妹妹望着自己十分敬仰的大哥,含着眼泪求告说:"回去吧!咱们家缺人"。他告诉妹妹:自己干的事很大,要走的很远很远,不能回家,在家里要听三叔的话,照顾好弟弟。
富平西部的革命形势,遭到国民党地方反动当局的忌恨,对习仲勋更是恨之入骨。认定,是习仲勋组织农民和游击队烧了地主的房子,分了地主家的粮食,地主们扬言,也要烧习家庄的房子进行报复。因地主豪绅内心理屈,他们胆怯。民团团长刘玉琪既恨又怕地叫骂。习仲勋神出鬼没,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说他像明清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侠客",神通广大。使地方反动当局,始终不敢对习家庄下手。'
一九三三年初,淡村游击队的负责人岳强明、唐开礼等正在召集会议的时候,国民党富平保安团团长李宏才,带团丁突袭搜捕。岳强明和唐开礼家人仓促躲入地窖,被黑心的李宏才,用火烧棉被卷辣椒,将岳强明、唐开礼等三人熏昏后带走,唐开礼的妻儿四口被活活熏死。并将岳强明家挖地三尺,财务洗劫一空,还枪杀了岳强明十七岁的弟弟岳强隆。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五个县的民团,对富平西部地区进行"围剿",农民组织和游击队遭到破坏。幸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一部分去了照金,一部分参加了渭北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渭北工作的决议",检讨了武字区被"围剿"的前后的工作状况。撤销李杰夫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的职务,并撤销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为中心县委委员、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主要分工,联系富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和搞学运及兵运工作。
一九三三年二月,曾任中共兰田县委书记、省委候补委员,后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的赵伯平,受省委派遣,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监管组织工作,不久改任县委书记。赵伯平同志,非常喜欢听取和采纳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渭北的斗争实际,一起学习,中国工农红军发展阶段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正是我党英明坚强、成熟领导。在敌强我弱,防御相持时期,灵活机动,英勇顽强,神奇卓著。还发展了威力无比的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麻雀战,蘑菇战等一系列精湛绝妙的游击战。以运动战为主,把追歼战,围歼战,伏击战,奇袭战,阵地战等巧妙运用,交相辉映,达到战则必胜的战术目的。歼敌时雷霆万钧,铺天盖地,绝对优势,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歼敌决胜后,随之烟消云散,来无影,去无踪。积小胜为大胜,持久必胜。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军民党群鱼水情,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人民战争汪洋大海,天罗地网威力无穷。习仲勋在领导西北根据地战火纷飞,一线严酷的革命实践中,日益积淀经验,总结汲取教训,不断成熟飞跃提升,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百战百胜,具有非凡的领导能力。赵伯平同习仲勋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总结以往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认为:在今后的斗争实践中。要克服甚至抵制"左倾"的影响,尤其是对武装斗争方面的一些干扰。
一九三三年三月初,渭北游击队在习仲勋等人的领导下,经过半年努力,壮大改编成为"红四团"。然而中央上层仍是"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领导渭北,强调分土地,反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结果,在敌人的六面"围剿"之下,有一次失败了。
1932年6月起,渭北苏区游击队在习仲勋等人的领导下,经过半年英勇奋战,壮大改编的红四团,在"左"倾机会主义的引导下,经过多次英勇残酷的战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践证明,当时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一系列决策,是完全脱离实际,完全错误的,对革命造成极大损失,极大灾难。
习仲勋和同志们对渭北苏区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为陕甘边成为祖国西北广袤天地间,第一个苏区、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条件,珍贵的经验,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率领陕甘边党和红军在陕西耀县创建照金根据地。
1933年3月初,习仲勋得到中共陕西省委同意决定,从西安出发,化装成商人,身穿长袍,头带礼帽一路北去,回到照金革命根据地,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军委书记,游击队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3年,习仲勋在陕西耀县照金革命根据地,开创发展的思想路线,习仲勋态度明朗,坚定赞成,刘志丹主张"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的精神,坚决彻底纠正单纯的军事观点,极端民主,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尽一切努力,积极主动,灵活争取和国民党反动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减少一份力量"。
照金根据地在刘志丹、习仲勋正确的领导下,根据地迅速扩大,游击队快速发展。但是革命队伍混进了个别坏人,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意。习仲勋下决心强有力地进行整顿,坚决遣散一批纪律涣散,动机不纯的人员。同时开展深入细致的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空前强化了革命队伍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