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井岗风雨长征路 寻真理追求光明
　　　　崇高理想意志坚 赤胆忠心为人民

共产党不忘初心，铸丰功人民江山。苦难辉煌创伟业，崇高理想意志坚。寻真理追求光明，攻坚克难勇向前。雄关漫道真如铁，红军不怕远征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那个年代，华夏神州，国破山河碎。政权腐败，昏庸无能，落后挨打，国穷民困；军阀混战，土匪蜂起，为所欲为；民不聊生，风雨飘摇，水深火热，饥啼号寒，长夜漫漫。
那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
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至1934年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当时党中央上层领导核心不成熟，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误导下，彻底否定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密切联系实际，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人民战争符合中国国情，在极为残酷严峻的革命斗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实践中，被实践热切雄辩强烈证明了的科学成熟，苦难辉煌，光明胜利的井冈山道路。
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盲动、左倾冒险、左倾教条完全脱离井冈山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使根据地人民和全体红军指战员经一年英勇浴血奋战，井冈山中央苏区屡战失利，日益缩小。
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误导下，毛泽东领航星火燎原，无数革命英烈生命鲜血殷红开创的广大中央苏区，损失惨重，形势异常严峻。
巍巍国魂，巍巍井岗，中华神州，锦绣河山，谁主沉浮？！人民万岁，真理万岁，伟大光荣正确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为保存中国革命力量的火种，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震惊中外举世无双的长征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永不磨灭，回望铭记缅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那段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乘风破浪战胜风险，力挽狂澜，指定科学正确的方略决策，一路凯旋，走向光明，走向辉煌。
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最危急最困难，风雨如晦，漫漫长夜，革命低潮艰苦卓绝的岁月中，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工农红军直面国民党每天几十万大军穷凶极恶，围追堵截，几十架飞机跟踪侦查狂轰滥炸，极为严峻的险恶环境，密切联系实际，英明谋略，一步步引领红军踏平雄关漫道，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引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推翻三座大山，开创新中国。
西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同时期,艰苦卓绝的岁月中，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习仲勋当时身负重伤，左倾冒险误导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兵败南山，危困辗转不知下落，西北根据地人民连吃饭生存都难以为继，西北党的高层领导人被捕叛变，引领国民党大批军警特务到处抓捕革命者，西北革命根据地，黑云压城城欲摧，也正处于万分严峻的危机中，长时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习仲勋从严酷的实际斗争出发，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谋划斗争方略，引领陕甘边军民顽强斗争，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日益强盛，发展壮大，“硕果仅存”，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大本营落脚点。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后，陕甘边特委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同时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骨干和战友们南下失利，转战未归失去联系，不知音信。照金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反动武装疯狂围剿，游击队也失去了红军主力依托，只剩四十多人，不到三十支枪，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难以存身。
此时此刻的习仲勋直面内外交困，以高度的责任感紧紧依靠人民，顶天立地，动员组织发动群众，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力挽狂澜，独立自主地承担着领导陕甘边根据地的重任，带领根据地人民发展、壮大人民革命武装力量。
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十分危急，苦难辉煌的岁月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中国革命辉煌胜利的丰碑，光照千秋，永远不可磨灭。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英勇奔赴抗日前线，救国救亡，中流砥柱，顶天立地，坚如磐石，长征历史之长，行程之远，规模之大，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漫漫长征路，历尽艰苦卓绝，终于胜利到达陕甘边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6年6月，为红军西征，为隆重庄严热烈庆祝实现一、二、四方面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会宁胜利会师。直面当时十分严峻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环境状况，急需提供强有力确保万无一失的全方位安稳环境和一切必备充足的军需物资供应，在当时是异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受党中央厚望重托，习仲勋担任环县县委书记，宽厚稳健淳朴人格风范的习仲勋，拥有开辟陕甘边根据地广泛深厚良好的群众基础，深情赢得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真诚拥护，坚定支持。迅速顺利打开良好的工作局面，建立了安全可靠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谐顺利征集调配丰厚宝贵，难得的军粮军衣各种必需的物资储备，并动员组织大批兵员输送到红军队伍。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和党中央一致深情真挚高度肯定和点赞。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引领开创陕甘边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最危急低潮时期“硕果仅存”，成为党中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落脚点，成为党引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大本营、出发地。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新中国永载史册的革命圣地。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一线火热的革命实践中，一贯高度注重广泛、深刻密切从当时历史环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国情、民情现状，发展趋向与要求为立足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忠诚依靠人民的智慧力量形成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最英明、最坚强、最精准、最高效、最精湛、最敏锐的智库集团，智库群英。成为举世点赞最成功、最伟大、最成熟，科学先进的崇高智慧，思想精神，理论方略的神圣核心。是领航中华巨轮永驶光明灿烂辉煌胜利的航道上，永远光芒万丈的圣洁灯塔。
习仲勋在异常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一贯坚定密切高度注重深入一线火热的实践，实事求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必胜的方针路线，谋略决策，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转移，革命事业处于严峻低潮时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发展壮大。
习仲勋革命人生，无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岁月；还是在建国后，全国人民昂扬奋发只争朝夕和平建设的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的伟大时代，习仲勋一贯时时刻刻牢牢坚定高度注重深入火热的一线革命实践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制定科学正确的思想理论，政策方针，指导实际工作，使用实效，难有失误，少有错误。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一线火热实践，强烈雄辩，神圣庄严明示：科学真理时常在不平凡的特定环境中，总是被不畏劳苦，历尽艰苦卓绝，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勇往直前，坚毅攀登，百折不挠的精英团队中，最杰出的人们勇于担当，顽强拼搏，奋不顾身，寻真理追求光明的一代代圣贤、先锋们首先发现，牢牢把握，坚定不移照耀指引人类社会前进的航向——光明灿烂辉煌胜利的金光大道。同时这些精英、人杰、圣贤、先锋们坚持真理，维护正义，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宣传动员，感召凝聚全体民众在鲜活的实践中雄辩明朗，自觉自愿，清醒理智，热切强烈，认定真理，坚定信仰，不断丰富完善真理，形成推动人类社会前进渊源雄厚，无穷无尽的智慧力量，势无阻挡，战无不胜。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探析认定中国社会性质，在其前后相当长的时间，各种思潮纷呈，激烈争辩的岁月，农民儿子毛泽东得天独厚，敏锐深刻，高度清醒，殷殷感悟，铭心刻骨中国社会最基层无产阶级广大劳苦民众，灾难沉重，人民苦难到极处，社会黑暗到极点。早在中国大革命初期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清新明朗，深刻精准，鞭辟入里，鲜活生动的阐释一系列非常难得的极为宝贵的光芒四射的革命真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系列热切强烈，坚定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高瞻远瞩，空前睿智，引航中国革命辉煌灿烂光明胜利的金光大道，提出一系列旷古烁今，哲思严谨，深刻英明的至理名言。须知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产阶级工农劳苦大众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实践英勇奋斗中，他们必然获得解放，走向自由；无产阶级工农民众是革命最坚强最伟大的主力军。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革命圣火开天辟地至伟的工农队伍中，首先打起中国工农红军的神圣旗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开创无产阶级政权，从此有了伟大坚强的支柱。
中国工农红军保驾护航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星火燎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历经围困风险，踏平雄关漫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无坚不摧。
苦难辉煌，不忘初心，勇往直前，一路凯旋，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彻底战胜了国内外一切强大的敌人，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彻底驱除一切帝国主义列强于国门之外，彻底废除一切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不平等条约，开创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复兴中华，实现强国梦，走上富民路，跨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行列，引领昭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力量，飞跃迈入世界当代科学技术先进强国的行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勃兴奋发，政通人和，盛世开泰，幸福美满；清正廉明，风清气正，昂扬劲健，展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酷爱和平，亲和友善，公平正义，伟大坚强的雄风。
继往开来，铭记初心，再创新伟业，实现新飞跃，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时代新的长征路，坚定发扬光大，红军长征的崇高精神风范，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不忘初心，殷殷深情，热切强烈，缅怀回望，红军长征血与火，苦难辉煌，感天动地，至伟壮举的史诗，激情昂扬，催人奋进，永远铭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救国救民，寻真理追求光明，革命理想高于天，开创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尽艰苦卓绝，忠贞为国为民，出生入死，何曾怕断头，大义凛然，无私无畏，忠诚党的事业，从不记个人得失，鞠躬尽瘁，贡献一切。
缅怀回望展现，党领导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刘志丹、习仲勋开创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大本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在当时极为严峻的社会环境中，感天动地，苦难辉煌，浩然悲壮的活剧，旷古烁今，举世无双，当惊世界殊。永垂青史，永不磨灭，晖映天地，明昭万世。
泱泱中华，巍巍国魂，滚滚史河，浩浩汤汤，惊心动魄，鲜明展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殷殷映红地球，永远盎然招展，迎风飘扬地球红飘带，这真实特定具体的历史活剧，艰苦卓绝，万锋箭矢，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引领英雄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救亡，顶天立地，无私无畏。为国为民，为人类世界和平至伟正道的历史丰碑，永远值得仰望铭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中国革命具有伟大里意义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时，指定毛泽东 “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遵义会议后，“打鼓新场风波”毛泽东坚持己见，负重担当，奋不顾身，大义凛然，统揽大局，鞠躬尽瘁，力避全军覆灭。
重掌军权的毛泽东，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此时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上进入四川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湖南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除调动湘鄂两省敌军围攻红二、六军团和调动川陕两省敌军围攻川北红四方面军外，还调集贵州军队和他的嫡系薛岳部队以及四川、湖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各路敌军约150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包围过来，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交界处。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央红军原定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了。于是，中央红军决定放弃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计划在黔北一带调动敌军，跳出敌军的包围圈，然后由川南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为此，中央红军决定从遵义出发，向黔北的桐梓、土城一带发起攻击，尔后由黔北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根据前线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供的情报，土城守敌只有4个团的兵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经过认真商议，部署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分两路会攻土城。
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关系到全军的士气。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特派吴亮平到三军团协助做动员工作，命令林彪亲自指挥战斗力强的红一军团第一师担任主攻任务。 这场战斗于1935年 1月28日凌晨打响，虽然川军遭到重大打击，但红军伤亡也不少。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后来从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国民党的增援部队又即将赶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关键时刻，毛泽东急令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线增援，朱德也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危局已过去，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次危险的战斗。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因形而成，因势而变，统揽全局，随机应变，制胜为上，必胜法宝。
土城战斗没有打好，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当时部队官兵有些议论，刚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的博古也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 ”
　土城战役，使毛泽东尝到川军的“辣味”，于是改为向西进入云南扎西。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回兵黔北”的方针，认为还是黔军易打，黔北空虚，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
“吃一堑，长一智。 ”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2月18日、19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20个团，成为长征以来打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大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火热严酷的实践再一次雄辩、强烈、热切证明，举世公认毛泽东无愧英明、伟大、坚强、成熟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迅速回升。但是，没过几天，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气急之下提出了辞职。
遵义大胜之后，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 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苗田，再移至荀坎。中央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荀坎。
前敌司令部和军委机关驻扎在荀坎一个名叫新房子的庄子里。
3月10日1时，一封急件传到前敌司令部，交到朱德手里。
这是一份由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提出的红军行动建议。电文如下：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仍旧。林 聂10日1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朱德看了电文后，转交给毛泽东看。朱德认为，林彪的意见可行。
他对毛泽东说：“二进遵义，部队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敌周浑元部避战不出，红军没捞到仗打，一、三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 ”
看到朱德有些兴奋的样子，毛泽东则摇了摇头。自从进驻荀坎，“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引起毛泽东的特别注意。最近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表明，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 “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林彪是他一手栽培的爱将，然而这位年轻的军团长，却往往缺乏对敌情准确的侦探和细致的分析，常突发一些怪念头。土城战役决策的失误，皆因林彪提供了不准确的情报。这一仗的开战失利和战斗过程中的被动以至于所遭到的重大损伤，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于是，毛泽东劝告朱德，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传看，尔后召开紧急会议对林彪的建议进行讨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近20位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朱德的意见举足轻重。他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
会上，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反对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的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
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历史的结论。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兵，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必须高度密切联系实际，定力非凡，顶天立地担当，无私无畏，鞠躬尽瘁全身心深深融入严酷火热的硝烟弥漫，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实践中，超凡清醒睿智，敏捷非凡，分秒毫不迟疑，必须立即断然作出科学正确，切实可行的必胜方略。闪念瞬间，即必然决定全体红军指战员存亡胜败。力避全军覆灭的惊天悲剧的大是大非，一线火热的严酷实践方略，务必正确决断。毛泽东不肯轻易丝毫退让，用要挟的口吻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
虽然在座的都是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但毕竟都是中青年人，平时相处也很随便。张闻天一见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 ”
“好，我不干！ ”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张闻天根据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
毛泽东回到住处，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到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不堪设想。深夜，他决定再找周恩来最后争取一下。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但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
遵义会议决定，“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使毛泽东有了转机。 3月11日一早重新开会，周恩来“把大家说服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复职了。从毛泽东提出辞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有超过24小时。
　　3月11日，电报发出，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这份电报，申明了毛泽东所阐述的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20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又称“三人团”）。
农民儿子，人民领袖毛泽东，力挽狂澜，顶天立地，英明伟大，坚强领航中国工农红军正义之师，仁义之师，睿智良谋，策无遗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智灭狂。义兵者王，应兵者胜。庙算则胜，少算不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乘瑕则神，攻坚则韧；因势而变，因形而成，随机应变，机动灵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声西击东；兵贵神速，神兵天降；兵无常形，聚散无常，聚则铺天盖地，散则无影无踪；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必胜全胜。制胜法宝，交相辉映，精湛极至，神奇绝妙，存乎之心，运用之妙。德、智、仁、义、忠、信、道、勇克狭路。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毛泽东，这位农民儿子，举世公认点赞，英明伟大、坚强杰出的人民领袖在中国革命严酷火热的斗争实践中，成熟、成功开创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首创提升，雄辩阐明，精准明朗制定一系列符合实际，实效实用，实事求是，科学正确的井冈山苏区建设的政治、经济、军事、土地一系列思想理论、方针决策，丰功至伟，建树崇高，无与伦比。但在1931年党的赣南会议上，却被王明左倾误导，无端被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之外。
赣南会议(1931年11月1-5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1931年4月“左”倾中央派出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4月17日，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及“左”倾中央对当时形势的估量，并通过《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这个决议无端指责1930年6月成立的红一军团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这年春夏，毛泽东、朱德坚持积极防御战略，采取“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方针，指挥中央苏区军民粉碎了敌军第二、三次军事“围剿”。但是，8月30日，党中央又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提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并罗列了这种错误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解决土地农民问题、党与政权的关系和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方面、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以及党内和群众中思想教育等五个方面表现，并且认为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根源是受“联合富农政策的错误，立三路线的领导，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影响。”同时还指责苏区同志对上述的根本错误，“还没有深刻的了解与执行及时的纠正”，还犯有富农路线的错误。此外，指示信还指责“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
为了贯彻中央八月指示信的精神，对照总结检查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红军问题决议案》等五项决议案。
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批评毛泽东，把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斥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意识”和“富农路线”，甚至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全部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决议案“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列入苏区党的中心任务，并且提出，在根据地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发展阶级斗争；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在红军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落后的狭隘经验论，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完全脱离游击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传统”；在政权建设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坚决的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在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斗争，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则进一步提出，要与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做最残酷的斗争”。
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通过了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会后，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12月底，周恩来由上海到达瑞金，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为什么说赣南会议将毛泽东排除在红军的领导之外？
事实上，在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之前。
正当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和巩固的时候，1931年9月，王明主持的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信到达中央苏区。这封指示信，除在原则上肯定中央苏区取得巨大成绩外，着重指出该区的严重错误是：在贯彻执行国际路线中，“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信中指责中央苏区不够巩固，红军不正规化，工人运动不发展，全苏大会至今未能召开；还提出土改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于4月上旬进入中央根据地传达和贯彻四中全会文件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接到中央这封指示信后，立即部署召开中央根据地中共党组织代表大会的事项，以便贯彻和实施。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中央根据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信”。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位中心县委书记的发言，举出大量事实论证毛泽东看法的正确性，竭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在贯彻“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虽然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敌军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土地革命、红军等问题上，不点名地批判了毛泽东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领导人。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赣南会议的结局，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之外。
宁都会议，毛泽东的一切政治思想方略，英明决策被王明“左”倾路线误导，严厉无端彻底否定。全面被解除军权，源于他与“左”倾冒险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的分歧
1932年10月3日，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小源山林茂密，风景优美，有很多地主庄园，江西省军区司令部作战室为了防空，就驻扎在这里。作战室里的中央局会议，气氛十分凝重，随着批判加温，大家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头发有些凌乱的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一段时间经常低烧的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还不断咳嗽几声。周恩来解开上衣的扣子，不时地看看窗外，脸上显出不安的表情。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完全彻底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围绕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台前幕后发生了许多事情。
毛泽东自1927年8月从武汉告别瞿秋白，离开党中央去发动秋收起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党中央。在这几年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几次易人。这些人，有的他认识，有的则不认识。当时因条件恶劣，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和红军的发展方略方面，交流较少，造成了一定的隔阂。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经过实地观看，接受、学习了苏联共产党由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六大结束后，陆续返回的政治局委员们坚持认为中国革命要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党中央要求红四军将斗争重点转向城市，并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学习。不久，党中央又派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去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传达贯彻中央精神。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同时对刘安恭在红军中搞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行了批评和抵制。
事实充分深刻证明，刘安恭为代表的一些人，不是基层一线深入火热实践的领航先锋，杰出精英。他们不能实事求是了解基层情况，脱离实际，没有前瞻先见之明。这先见之明是集体智慧在火热斗争中科学正确的结晶，是全体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心愿，心声的一致要求，也是客观实际必然发展趋向地规则、规律。
知然而行，行起于然。知行合一，世上练而致良知。
毛泽东不愿与刘安恭妥协，还和朱德一起给党中央写信据理力争。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朱德的信件后，要求红四军派一个得力的人到中央，详细汇报和讨论有关问题。1929年8月，陈毅从红四军化装来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军的实际情况，使周恩来对红军有了直观的了解。周恩来肯定了朱德、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红军的作战方针。在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还叮嘱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同志了解并接受。
但是，此事过去不久，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再次受到党中央的否决。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主张，同毛泽东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自然不容易在红军中贯彻。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人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虽然不久后，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但“左”倾冒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这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处理的严重错误，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对任代理书记的毛泽东不满
在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 团”分子。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会后，项英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此时，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王明等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授意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3月28日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从上海直奔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4月17日，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立刻制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此次会议不但否定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富田事变的性质再次演变成了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等被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出乎毛泽东预料，完全失去了控制。肃反运动迅速扩大化，成千上万的无辜共产党人遭到杀害，无数忠魂变成冤魂。
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这就为毛泽东以后被撤职创造了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指出：肃“AB团”“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尽管毛泽东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如军事思想和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等。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贯彻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朱德的积极防御战略进行了无理指责。毛泽东据理力争，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
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觉自己错了，毛泽东不仅有着一整套自己的军事路线和见解，而且不能说服。于是，他放弃了拉拢毛泽东的打算。193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在第四号电报中，他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其实，王明左倾路线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与毛泽东为代表的深入一线严酷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实践检验真理，发展真理，飞跃提升真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科学正确的思想理论方略，早在赣南会议上就是非明朗，水火不容，针锋相对。
前述，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在江西瑞金叶坪。通称“赣南会议”。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 一、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随后，会议改由项英主持。
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全部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决定“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提出：在根据地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开展阶级斗争。如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在红军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落后的狭隘经验论，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在政权建设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坚决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要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
赣南会议左倾误导，最终结局是免去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苍天神明，民心不可违。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思想科学真理体系，早已殷殷深刻融入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骨血灵魂中，永志不忘，永不磨灭。
人民由衷坚定拥护支持人民英明领袖毛泽东。唯民心是可鉴真理是非，神圣庄严的照妖镜。深刻赢得民心的毛泽东，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宁都会议，不执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北进命令，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完全彻底解除军权。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际，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即令红军北进。红军本来计划北进，乘胜攻取南城。后来，发现南城有敌人３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且宜黄、乐安战役后，蒋介石非常惊慌，唯恐红军乘胜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支援。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当即改变原来部署，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并且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1932年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反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的北进的方针，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等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目的很清楚：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1932年10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江西省军区司令陈毅不知道要开什么会，高兴地向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保证把会开好，我保证你们吃好、住好、玩好，咱们三好换一好！
1932年10月3日，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正在往回赶，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上，大家先务虚，谈理论。渐渐地，有些人就冲着毛泽东来了，气氛有些紧张。第二次开会前，周恩来回来了。第二次会议由他主持。经周恩来争取，在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非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被同意列席会议，但规定他只能旁听，不能发言。
周恩来已经知道会议要干什么，有些沉默。人到齐了，他宣布开会。
会议开始不久，室内渐渐烟雾缭绕，气氛令人压抑。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他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
周恩来说得很谨慎，“先慢一点作结论好不好？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用力把刚点着的烟在烟灰缸里摁灭，霍地站了起来，质问：“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
接着，顾作霖等后方委员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
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总应让人把话说完嘛！”
项英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尽量平静地解释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斥责说：“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周恩来看清楚了，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还不太相信，他们会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后方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从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
次日，会议接着开。渐渐的，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表态。
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自己是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喜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会议又出现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了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
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他说：“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后方委员们附和说：“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快举手表决吧！”
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我不同意这种仓促结论的做法，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
顾作霖等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会场上渐渐一边倒，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
项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继续挨批，但他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被撤职后，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毛泽东与他交谈，讲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来到苏区时，从长汀路过。罗明劝他去看看“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汇报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十分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负重，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尽心尽力，并使之大有起色。但是，毛泽东所作所为依然被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不容。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展开了反“罗明路线”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整毛泽东的。受到牵连的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诉苦，说到伤心处，痛哭失声。静静在一边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啊！”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非常冷清，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谈禅论道，但是，在“待业”的时间里，内心充满痛苦。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郭化若等。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的政治起伏，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对于富田事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几年后，在红军长征途中，他重新担任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1935年6月12日，一四方面红军会师后，在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的非常时期，英明妥善，坦荡稳健，成熟睿智，精湛崇高至伟的领导艺术和胆魄方略，将张国焘个人与红四方面军数万指战员严格区别处理，成为圆满处理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解放后，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也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
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赤胆忠心为人民。是举世公认的，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有重大影响的伟人之一，是华夏史河最英明，最杰出的人民领袖。他们那一代人出生在中华神州，国破山河碎，政权腐败，国穷民困，面临亡国灭种之际，他们奋起担当救国救民，复兴中华的神圣重任，引领人民在开创新中国苦难辉煌，严酷火热的革命实践中，非凡正确，非常成熟，非常成功，英明坚强开创了中国人民星火燎原，光明灿烂，飞跃发展，势无阻挡，日益壮大的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路线，思想精神，理论方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担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非常宝贵难得的领航创始人、引路人。但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人不成熟，被王明错误左倾路线剥夺了领导权，遭受严厉批判，残酷打击，形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去正确领导方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退出转移的悲剧。
毛泽东在当年直面井冈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退却转移的非常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毛泽东忍辱负重，依然坚如磐石，定力泰然，中流砥柱，顶天立地，深沉强烈，极为忠恳，热切明朗，坚定不移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睿智非凡，运筹科学正确的方略决策。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被迫“休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思考。虽然遭到冷遇，他依然关心着红军，关心着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业。在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向博古、李德、周恩来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后来，军史学家研究发现，这剑走偏锋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非常英明杰出的战略方针。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最高“三人团”的否决。
毛泽东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得到彻底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