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功勋卓著不张扬，鞠躬尽瘁无遗憾

精忠报国为人民，赤胆忠心聚党魂。功勋卓著不张扬，鞠躬尽瘁无遗憾。
萧何张良铸汉基，巍巍中华矗雄汉。人民群英习仲勋，开创圣地陕甘边。
驻守关中与绥德，保卫延安意志坚。革命红都在延安，党领人民齐抗战。
民心所向斩豺狼，丰功伟业千秋传。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调任中央工作，终生不为名，不为利，赤胆衷心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习仲勋在1962年后被祸国殃民的康生诬陷为特嫌反党，横加迫害，株连西北革命群众不计其数，令人长叹不已。
习仲勋被诬特遣反党，那是早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1936年至1942年任关中地委书记，情报工作是习仲勋日常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习仲勋是全面领导关中党政军一切工作的一把手，习仲勋和同志们牢牢守卫延安南大门六年，功勋卓著，党中央毛主席深深铭记在心，高度器重，1942年后调任西北局党校校长，绥德地委书记，中组部副部长。

关中分区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在陕甘宁边区的最南端。它和陕北的延安之间是一段很长的狭窄地带，边区军民把这段狭窄的通道形象地比之为"葫芦把"，而把关中分区爱称为"宝葫芦"。国民党则把这个"宝葫芦"称之为"囊形地带"。这个"宝葫芦"扼守着贯通陕西南北和连接陕甘两省的两条公路即咸（咸阳）榆（榆林）公路和西（西安）兰（兰州）公路，南向关中大平原，距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西安不足200华里。其战略位置之重要不言而喻。
习仲勋曾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位，人们对他在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功劳都很熟悉；而他在情报战线上的功绩却鲜有人知。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习仲勋在关中分区亲自指挥了一次次对国民党的情报战，派杨宗耀、杨宏超叔侄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获取了敌人大量机密情报，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残酷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历史常被篡改，事实常被歪曲，党的情报工作者遭到无端怀疑和诬陷。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杨宏超被当作混入革命队伍的国民党特务遭到逮捕审查，尽管事情的真相很快查清，但负责"抢救运动"的康生仍然把杨宏超视作"运动"的成绩，并没有给这个"中统特务"案件彻底平反，而留下了一条"尾巴"。"醉翁之意不在酒"，康生心里明白，杨宏超这个小人物的案子连着一个大人物——习仲勋，留下这个"尾巴"日后说不定大有用场。而习仲勋对康生这一手似乎有所警惕，先后在"抢救运动"结束后不久以及解放初两次提醒杨宏超，要他主动找组织给自己这段历史做出审查结论。果然，20年以后，康生的险恶用心终于暴露。在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借《刘志丹》小说发难，习仲勋被打成"反党分子"。紧接着，"杨宏超案件"重新被翻出来，康生领导下的专案组妄图借此把习仲勋打成"特嫌"。
杨宗耀，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前义阳村人，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时任新正县副参议长。此时此地，他的身份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中统陕西省调查室给他还有个编号"忠勇0059"。
张占英，甘肃正宁县三嘉塬细咀子村人，早年参加革命，曾担任陕甘红军游击队5支队队长，1938年叛变革命，加入"中统"，成为国民党特务。后经我关中分区书记习仲勋做工作，张答应为我提供情报，于是这个中统特务成了共产党的"内线"。
杨宏超，系杨宗耀的侄子，是张占英发展的另一个中统"特务"，也是张的助手，实际上是打入中统的共产党的"内线"。
郭永平，他是这四个人中真正的而且是老牌的国民党中统特务，他此次从西安专程来到彬县和旬邑一带视察工作，其任务就是当面审查中统所发展的"特情"人员杨宗耀。这次会面的主角就是郭永平和杨宗耀，是一场真特务和假特务的"对手戏"。
最早提出应该见面的是张占英。他认为，在国民党陕西省中统机关看来，把杨宗耀这样一个共产党重要干部发展成为中统的"特情"，是他们和共产党打"暗仗"中一个很大的战果。因此，让杨宗耀和来自西安的中统特务见见面，更能取得中统对他和杨宏超两人的信任，有利于今后的工作。但杨宗耀本人则不同意。对此，关中分区情报站主任曲继先严肃地对杨宗耀说："见与不见是组织上决定的事情，而不是你个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如果不见，敌人就会怀疑张占英和杨宏超是欺骗他们，假如这两个人的安全出了问题，我们的工作受损失，你和我能负起这个责任吗？"
共产党员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组织，作为上级——曲继先这样一说，杨宗耀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如果他不去，不仅会危及到我已打入敌人内部情报人员的安全，而且还会影响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中分区情报战线的工作。想到这里，杨宗耀果断地表示："那年财主家里住着那么多国民党兵我都敢往里面闯，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就去见识见识这位中统大员。请组织放心，我一定把这出'戏'演好！"曲主任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说："这就对了。????????
1942 年 3 月间，杨宗耀由新正县回到关中分区情报站，曲继先对他说："我已经向地委汇报了你和敌特见面的事，地委没有意见，并让请示边区保安处。'边保'指示，以对我们外勤力量有利为原则。具体怎么见，我还要请示地委，而且还要和张占英、杨宏超一起商量研究。
这里所说的"地委"指的是中共关中分区地委，习仲勋时任地委书记。"外勤力量"在这里是特指中共情报人员，其中包括张占英和杨宏超。
几天以后，曲继先、张占英、杨宏超一起研究了见面的方法。
张占英说："如果与敌特见面，杨宗耀不要多说话，要表现出害怕不安的样子，还可以装出不懂啥的样子。"
张占英说得对。杨宗耀如果话说多了，容易露出破绽。在敌特眼里，此时此刻的杨宗耀是他们的人，他偷偷摸摸地来和中统特务见面怕被共产党发觉，表现出害怕不安的样子是合情合理的；同时，因为是第一次为中统当"特情"，要表现出是个"生手"，"扮相"很不自然。假如他滔滔不绝，显出一番老练的样子，反而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
曲继先指示说："根据来的敌特情况，把见面的时间、地点再斟酌一下。"
张占英说："来会面的敌特不是当地人，不了解边界的情况，而且对边区和国统区交界的地方有些害怕，害怕被共产党抓住；他们知道，边区人民痛恨国民党特务。"据此，杨宗耀、张占英、杨宏超商定就在边界地区见面，约定在中午，而且见面的时间越短越好。
见面的那一天，杨宗耀来到青村咀我方塬畔。对面是杨村，那是国统区，从杨村的沟畔上影影绰绰出现三个人影，那就是张占英、杨宏超以及前来与他见面的中统特务郭永平。双方慢慢地走到了沟底，各自坐在来时的山坡上。
张占英真够机灵！他没有想到郭永平用《三国演义》作为开场话题，假如杨宗耀接过话，就《三国演义》说起来，那话就多了，不仅会拖长见面的时间，而且话一多，容易出问题。他想用一句"不识字"使谈话不要展开。
郭永平似乎不甘心，又说："不识字不要紧，总看过戏吧？中国老百姓谁不知道《三国演义》？现在中国的情况就跟当年三国的时候一样，是三分天下。三国时期是魏、蜀、吴，曹操、刘备、孙权争天下，现在是蒋委员长、汪精卫、毛泽东争天下。汪精卫投降了日本当汉奸，不得人心，长不了；共产党在这穷山沟里瞎折腾，没有苏俄的支持一天也混不下去。将来的天下肯定是蒋委员长的！"说到这里，他望着张占英看了一眼，接着又说："这位张先生原来也是你们的人，在陕甘两省闹共产比你动静还要大，现在明白过来了，跟我们干。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道在变，人也得变啊！杨先生，只要你跟我们好好合作，不会亏待你的。你现在好比'身在曹营心在汉'。"
杨宗耀装作似懂非懂的样子，默不作声，心里想："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非得把你狗日的抓起来不可。"可一想到此时此刻他所扮演的"角色"，不得不按照事前设计好的"戏路"来"表演"。他一边抽烟，一边时不时地朝边界我方一侧看，表现出害怕不安的样子。这一举动传给对方的信息是："那面就是边区，万一共产党发现了，在周围设下埋伏把咱们不一锅端了？"张占英在沟的中间不停地来回走动，也表现出担心害怕的样子。杨宏超和郭永平肩并肩地坐着，郭永平看看杨宗耀那心神不定的样子，再看看张占英的表情，他也心神不定了，脑子里事先设想好的话题一下子被一种莫名的恐惧冲散了。
张占英不失时机地对郭永平示意说："咱们走吧。以后有机会，再安排郭先生和杨先生见面！ 将计就计，共产党高干变"中统"
从地理上看，关中分区是个突出部，与陕甘宁边区其他地方互相隔离而无联系，处在国民党的包围之中。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国民党顽固派经常在这一地区搞武装挑衅，几次欲把关中分区荡平。同时，又大搞特务活动，对这里实行渗透、破坏。国民党各个系统的情报部门都在关中分区周围设立了情报点。1940 年 1 月 21 日，习仲勋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中，就国民党在旬邑地区增强特务机构这样写道："第一是特务机关之增强扩大与到处密布。旬邑县国民党县政府最近新设了四个科，安插的特务人员亦甚多，并实行具体的严密分工，多方进行破坏。有专门搜集材料，制造谣言的；还有的是专门在边区内做'点线'工作的。他们中间不发生横的关系，直接受县特务机关的领导。第二，由于特务机关加强，因而一月来顽固派对我方在特务工作上的进攻大为活跃。关中分区目前处在对方特务工作之层层包围之中。第三，加上我们内部坏分子的叛变，更助长了对方特务工作的猖獗。把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或者革命青年从革命队伍里分化出去，变成他们的人，"打进来"就是再把这些人派进革命队伍里来从事特务工作。
何某的叛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1941年年底的一天，关中剧团团长何志德向关中分区保安处外勤干部秦平报告：自己的族兄何某叛变，并拉拢自己投敌！
何志德详细向秦平叙述事情的经过。族兄何某在国统区的淳化县通润镇税务局工作，一天他托人捎话，说有要事相商。何志德到通润镇见到何某，发觉异常，他明确要何志德秘密自首，在边区充当中统内线！何志德不答应，何某就拉下脸来威胁。何志德连夜偷偷跑回边区。
关中分区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外勤组长曲继先商定：诱捕何某。何某被押解到地委驻地马栏，经过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
面对这样一个极其复杂而险恶的形势，习仲勋除了领导边区军民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挑衅以外，还针对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在隐蔽战线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对付国民党对边区的特务活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将计就计，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其中之一就是"化敌为我，化我为'敌'"。"化敌为我"就是把张占英这样背叛了革命成了国民党特务的敌人争取过来，为我们服务；"化我为'敌'"就是派杨宗耀这样资格老、级别高的同志借机打进敌人内部。敌人不是要从中共高级负责人中突击发展"高级特情"吗？那我们给他送去一个新正县的副参议长，岂不投其所好？
习仲勋当时争取和利用叛徒有利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习仲勋上报中央，直接得到党中央毛主席认定点赞。党内真正的坏人，野心家阴谋家残害忠良，因为这件事几十年以后成为习仲勋挨整时的"罪状"之一。
一提起叛徒，人们不免切齿痛恨，他们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有的比公开的敌人还要严重。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白色恐怖的战争年代。但是，对自首变节者和叛徒也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抗日战争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那些过去参加过共产党而自首了的、叛变了革命的人这个时候又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共产党回避不了这一现实问题。这时，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和大度："你国民党可以利用这些人，难道我们共产党不可以利用？人是可以变的，你能把他变过去，我们也能把他变过来，你用这些人来搞我的情报，我也可以用他搞你的情报。"于是，国共两党都在争取这个"政治资源"，而共产党人的收获则更大。最成功的案例就是争取并利用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李茂堂。李茂堂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后来被捕自首，加入了中统。抗日战争时期，身在中统的李茂堂急切找党，想重新为党工作。经延安批准同意。后来李茂堂升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掌握了陕西省中统的最高权力，同时也成为中共打入国民党西北地区情报部门最高级别的内线；李茂堂后来由毛泽东亲自批准，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也成功地利用了两个这样的人重新为革命工作，一个就是本文中主角之一张占英，另一个是蒲玉阶。
蒲阶1925年入党，曾担任中共旬邑县委要职，1935年在西安被捕自首，但只暴露了自己上学时共产党员的身份。因其父是军阀高桂滋的朋友而受到国民党重用，先后担任伪"国大"代表和"中统"专员。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八路军在旬邑县设立了办事处，蒲玉阶很害怕共产党惩处他。得知这一情况后，习仲勋亲自找他谈话，进行耐心的教育，说服他为党继续工作，此举感动了蒲玉阶。蒲玉阶之后确实为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地下党员马志超安全脱险。身为国民党国大代表、旬邑县参议长、"中统"专员的蒲玉阶实际上被共产党"逆用"，成为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在旬邑政权机构最高级别的"内线"。习仲勋所安排的这个"内线"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所暗中保护的地下党员马志超后来担任伪旬邑县县大队长，掌控着国民党在旬邑地区的武装力量。1947年5月，马志超奉关中地委指示率部起义，配合我军解放了旬邑县城，此举减轻了我军在陕北的压力，胡宗南急调 36 师南下旬邑，我军诱敌北上，最终将该师歼灭在沙家店。
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战争岁月，习仲勋领航关中地区工作，严谨精细，稳健有力，忠诚牢固守护延安南大门，高度敏锐全面情况了如指掌，指派进入敌人心脏的情报人员，习仲勋尽职尽责，无不详尽深刻考察全面，特别应该关注的是杨宗耀，自从成为中统的"高级特情"以后，通过张占英、杨宏超先后给国民党送去《新华日报》《关中报》以及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等"情报"，对此，1941 年 10 月，中统《关中致西安电》中十分得意地写道："特工人员杨宗耀现任伪关中分区视察员，又兼该区工会副主任，所有伪方本月情报皆因伊供给"，显然，中统为在中共内部有杨宗耀这样高级别的情报人员很是自豪。但是，仅仅通过第三者介绍和传递"情报"，中统上峰还不那么十分放心，于是派出郭永平这样的老资格特务当面考察，说白了，就是要当面见人，如果见不到杨宗耀这个人，中统必然要怀疑。这就是"真特务会见假特务"上述演这出"戏"的背景。
特殊使命，习仲勋点将杨宗耀。让杨宗耀扮演这一角色，是中共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直接指派点的将。习仲勋在物色这一人选时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认为，打入敌人内部的人首先要对党绝对忠诚，必须是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还要有勇有谋；担负这样一个特殊的使命，必须有特殊的素质和才干。
这个刚30出头的共产党人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在饥饿线上挣扎，16岁给人拉长工，除了干繁重的体力活以外，还给地主全家端屎倒尿，受尽凌辱。为了生计，他被迫到陕北，在军阀井岳秀的部队当兵，挨打，受骂，吃不饱饭。他饱受了人间苦难，亲身遭受过剥削和压迫，对国民党反动派充满仇恨。1932 年，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一带领导红军游击队闹"共产"，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年轻的杨宗耀终于看到了希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是穷人唯一的出路"。1934年，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宗耀入党的这一年，离他家乡不远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已经失守，革命处于低潮。他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组织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先后担任乡党支部书记、县赤卫军队长，领导当地贫苦农民打击当地土豪劣绅。一次，他带领赤卫队员执行任务路过一个村子，晚上为住宿问题发愁。前去打探的战士报告说，村子里有个大财主家院子很大，有空房，不过前院已经住上了国民党的兵。杨宗耀让这个战士再去查看，并嘱咐他："看后院有住的地方没有，有的话，我们就住进去。告诉那财主，放聪明点，不要在自家院子惹麻烦。"听到这话，大家都有些惊诧："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杨宗耀说："放心，财东家绝不会让'国'、'共'两家在他的院子里打起来。"大家细细一琢磨，醒悟过来，兴奋地说："是这么个理，还是宗耀有办法！"同时，他又提醒赤卫队员们把武器藏好，不要暴露自己。就这样，杨宗耀领着这些赤卫队员走进了财主家的大门，大摇大摆地住了下来。那些"剿共"的国民党军队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天天要抓的赤卫队就在眼皮底下却浑然不知。
杨宗耀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尽管他们抓不住任何把柄，仍然多方布置眼线于 1935 年 3 月突然闯入家中逮捕了杨宗耀。
1935年阴历3月17日晚，旬邑县职田镇国民党民团闯入前义阳村杨宗耀家逮捕了杨宗耀。那晚，快到鸡叫的时候，全村的狗不停地在叫，杨宗耀被吵醒了，点上灯，起身给牲口拌草。突然，杨宗耀家窑门被撞开，六七个团匪闯了进来，凶神恶煞般站在杨宗耀面前，同村的肖节儿说："就是他。"显然就是肖节儿向敌人告的密。团匪用枪逼着肖节儿，用绳子把杨宗耀捆了起来。一个团匪说："快到肖思忠家去。"团匪让肖节儿带路，去抓肖思忠。杨宗耀母亲抱着杨宗耀的腿，不让团匪拉杨宗耀走。看见敌人在杨宗耀家砸东西，杨宗耀母亲扑上去阻挡，杨宗耀母亲又喊又叫，敌人一边打一边把她推进窑里，把门锁上，不让她出来。驻扎在职田镇国民党民团的团长马宏德，这次就是马宏德亲自带人来抓杨宗耀的。敌人把杨宗耀拉上城，对马宏德说："这就是杨科娃（杨宗耀的小名） ，还不承认，给我打！"几个团匪随即拿砖头砸杨宗耀的脚踝骨，顿时鲜血直流。几个团匪上来就把杨宗耀压倒，劈头盖脑就是一阵打，一边打，一边问杨宗耀什么时候参加了红军。杨宗耀心里想："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说。我入党的时候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严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敌县长威吓地逼问："见过刘志丹、高麻子、谢子长没有？"杨宗耀说："没有见过！"敌人看问不出什么，就把杨宗耀关在保安团团部门口一间房子里。这时，亲友托人来看杨宗耀，看杨宗耀被打成这个样子心里非常难受，用甘草灰抹在伤口上以防溃烂。
当晚，敌人又到杨宗耀村附近的长舌头村去捉人，把一个没有跑脱的妇女逼得跳井身亡，真是一片白色恐怖！
迫于群众的压力，再加上收了杨宗耀家的贿赂，敌县长高越天准备释放杨宗耀，在放人之前，敌县长冠冕堂皇如同演戏般的又审了杨宗耀一次。习仲勋早就听说过杨宗耀这段被捕经历，也知道杨宗耀那段"夜宿财主家"的传奇，在物色情报工作人选时，有人同时推荐了新正县县长郭廷藩，习仲勋想到杨宗耀在敌人酷刑面前的表现，想到他那随机应变、临危不乱的机智和果断，心里禁不住感叹道："搞情报需要既忠诚又智勇双全，宗耀是最合适的人选。"
习仲勋望着杨宗耀说："我让张彦兴、赵宏钧把张占英叫回来，我给他说了三条路让他选：一、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继续革命，过去所犯的错误给个处分算了；二、在敌人那边给我们做工作；三、死心塌地当反革命，那咱们战场上见。他最后选择了第二条路。为了使敌人信任张占英，我们把你的名字通过张占英送给敌特，就说是他发展的特工人员。这是反特工作，你们是无名英雄。外面的地下党想尽一切办法打进敌人内部为我们党工作，这叫抽梁换柱；边区保安处把打进敌特机关内为党工作叫挖心战术，这是党的保卫工作，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习仲勋非常耐心真诚关爱地给杨宗耀解释说："把你的名字送给敌特，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还要经过边区保安处备案，西北局批准，这是工作需要，也是党对你的信任。我们有的党员就在敌特机关为党工作着哩。"
习仲勋稍停了一会儿，以特别的重托，真挚勉励的口气，温和地说："宗耀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要什么人，就有什么样的人，要武的，有武的，要文的，有文的。敌人现在在我们关中周围军事上搞碉堡封锁，政治上设立特务据点，向边区搞点线活动，搞渗透。我们就要针锋相对，挑选干部，设立机构，对付敌人这些活动。"
"我们对关中周围敌军的情况一定要详尽弄清楚。老杨，及时掌握敌人的军事情报，我们才能打胜仗，要不然，我们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你是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干吧，我在明处和敌人斗，你在暗处给咱弄情报，目的就一个：战胜敌人，壮大自己！"
习仲勋一边说，一边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让他拿着到分区保安处报到。杨宗耀从此就在保安处"外勤组"正式工作，专门负责和张占英联络。所谓"外勤组"就是中共情报组织的另一种叫法，专门负责和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联络工作。
杨宗耀和张占英联络地点主要在位于国统区和边区交界处我方一侧的新正县三区六乡青村咀；"咀"在地理上的含义就是突出部，这是位于青村以南一个小庄户，三面临沟，只有三四家人，向北走约一里多地直通青村，中间是一片空旷的田野，没有人家。确实是一个理想的接头之地。
1940 年 10 月份的一天，张占英第一次约杨宗耀在这里见面，向杨介绍了敌保安团的驻地、分布、装备，以及工事修筑情况，并将写有保安团日常活动情况的纸条交给了他。杨宗耀回到关中分区向习仲勋当面做了汇报，习仲勋甚为满意，说："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知道了敌人的动向，我们才能从容对付，这在兵法上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习书记望着杨宗耀，说："当初让你干情报工作，你还老大不乐意，你看，这有多重要！这就是战果嘛。掌握了敌人的动态，我们就主动，就能减少损失"。
还是这一年的 10 月，关中分区保安科捕获了国民党潜入我边区的一个大特务，王占山科长指示杨宗耀将张占英叫回边区，配合保安科调查这个大特务的情况。王科长对杨宗耀说："敌人以为我们不知道他们那点底细，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内部还有我们的人！"
张占英在杨宗耀、王占山的陪同下当面向习仲勋汇报，介绍了被抓捕的这个特务和其他敌特的活动情况。
习仲勋听了，会意地朝杨宗耀点了点头。然后对张占英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前一段你提供了不少敌人的情况，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想搞到敌人更多更机密的情报，看不懂人家的文件怎么行？看懂了，不抄写下来也不行，光靠记忆和这么口头转达难免有遗漏和差错。你要想把情报工作搞得更深入更准确，必须找个文化人来帮忙，而这个人又必须非常可靠。我们商量一下再定。"
张占英说他考验过杨宏超多次，不会有啥问题。实际上杨宏超早在 1939 年 2 月就参加了当地"抗敌后援会"工作；"抗敌后援会"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找这样的人给共产党抄写情报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说来真巧，杨宏超还是杨宗耀的本家侄子。这次会面之后，习仲勋让杨宗耀把杨宏超叫回家，了解一下情况。叔父找侄子谈话，用不着拐弯抹角，决定把话挑明，要他正式加入革命阵营，正二八经地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于是对杨宏超说："以后，你就和张占英一起给咱搞敌人的情报，搞到以后交给我。这是革命工作，干革命要参加组织。"杨宏超表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当然愿意参加组织。那就请六大（陕西方言，意即六叔父；杨宗耀在杨氏家族中排行老六）给上面说说。"杨宗耀向关中分区保安处以及分区书记习仲勋汇报了和杨宏超谈话的情况。王占山科长和习书记指示杨宗耀：把张占英叫回边区，和杨宏超一起来，当面考察后再决定。
曲继先和杨宗耀认为，把杨宏超拉过来正式为我们搞情报，事关重大，应该向习书记汇报，请他也当面考核一下。
于是，他们四人一起来到习仲勋的办公室。曲继先和杨宗耀先走进习仲勋的屋里，向他汇报张占英和杨宏超的情况，末了，曲主任问道到："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些活动经费？"习仲勋痛快地答应说："当然可以。"习仲勋热情地和他们说起了家常话，然后问杨宏超："你愿意帮张占英做些革命工作吗？"
杨宏超很干脆地回答道："我愿意"，又补充说："我叔父是共产党，我不给他干事，给谁干？"说得大家笑了起来。
习仲勋接着说："就是嘛！你以后工作中有困难就告诉我们，但要谨慎行事，还要注意保密。你们是在虎狼窝里为党工作，要特别留神。"然后又对曲继先说："他们在那边工作不容易，你给他们准备些活动经费。"　从此以后，张占英、杨宏超经常往来于边区和国统区，以探亲、回家的名义频繁地为我方传送情报，将敌特计划及时送到关中分区保安处。
杨宏超作为中共打入国民党中统机关的的情报工作者，他的名字上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号称"东方福尔摩斯"的"边保"保卫部长布鲁对他进行了一番短期培训，教他打枪、抄写情报、对付监视。
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调集军队准备闪击延安，这一绝密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党中央，其中就有打入中统的杨宏超所提供的情报。为此，我党一方面在报纸上公开揭露，同时，在军事上作了周密部署，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这一阴谋。
习仲勋在领导的关中分区的情报战中，我方情报工作者"以假换真、以公开换机密、以过去换现在"，获取了敌方真情报和绝密情报。从 1940 年 10 月到 1943年，张占英、杨宏超共搞回敌人的绝密文件 50 多份，这些文件既有原件，也有抄件，大多由杨宗耀带回边区。这些绝密情报在"反摩擦"斗争中，为我党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有的曾作为情报范例在延安展出。
关中分区在敌人包围之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在反封锁、反摩擦、反蚕食、反渗透的斗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了抗战时期边区人员和物资向南这唯一一条陆上通道的畅通，这其中就包括情报战线上杨宗耀、杨宏超叔侄的功劳。同时，鲜活神奇真实展现了习仲勋英明崇高，稳健超凡的谋略智慧，精湛的领航本领。
习仲勋一直没有忘记杨氏叔侄为党做出的特殊贡献，在艰苦而又充满危险的战争年代，他和杨宗耀本人及其家人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常对人说："我把杨家的饭吃匝啦。"（意指常到杨宗耀家吃饭）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期间，常到杨宗耀家，既谈工作又叙友情；杨老太太热情、好客，视这位共产党书记为亲人，亲自下厨给他做饭，和他唠家常，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1943 年正月十五日，杨宗耀的母亲因病逝世。1946 年的正月十五日即阳历的二月十六日，杨家为这位老人举行了隆重的逝世三周年祭奠活动，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赠送一块木匾，上书"懿德存范"。
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不仅体现了他和杨宗耀个人之间的友谊，也是给予这个革命家庭一种荣誉；"懿德存范"在称颂逝者崇高品德的同时，鼓励人们学习杨家人跟共产党闹革命。这时，杨氏家族不仅有杨宗耀、杨宏超两位共产党员，而且又增加了一位，这就是杨宗耀的弟弟杨宗万，他在习仲勋创办的"关中师范"上学，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 1944 年加入共产党。在国共两党对立搏斗中，在国民党占上风、革命处在最艰难的时刻，一门三人都是共产党，实属难得。
延安时期，党中央、边区政府、军队各有一套保卫、情报机构，党中央叫"中共中央社会部"，边区政府叫"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军队系统叫"军委二局"；通常情况下，军队系统的保卫情报机构很少和"中社部"以及"边保"联系。然而，非常时刻，这一次师哲关中抓特务却与军委二局破译的敌特密电有关，敌特往来密电中，多次出现习仲勋的名字。师哲在出发之前，三位领导找他谈话，他们是任弼时、高岗、康生。任弼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代表党中央；高岗是西北局书记，代表西北局；康生是"中社部"部长，代表党中央的情报机构。从这阵势上可以看出，中央对他此行的使命是多么重视！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习仲勋并不怀疑，可是敌特的电报里老有他，这是怎么回事？要弄清楚。"
作为西北局书记高岗对师哲说了些什么，师哲没有披露，但从师哲回忆录所透露出来的有关这场情报战的信息看，高岗对这个"抢救运动"本身就有看法，"西北干部都是一块儿战斗过来的，怎么能同特务联系上？"师哲听高岗曾这样说，显然他不可能怀疑他的战友习仲勋。陕甘红军刘懋功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件事也可以证明高岗对"抢救运动"持不满态度；刘懋功的夫人余群在这场运动中也被打成了"特务"。刘将军在书中这样写道："1943 年底，康生受了批评，开始全面甄别被'抢救'的干部，余群的问题才有了转机。有一次我从马栏到延安西北局开会，批判'抢救运动'。习仲勋同志这时已经不在关中工作了，也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吃饭的时候，我问西北局书记高岗，能不能去看余群？高岗问：'在哪里？'习仲勋同志说在行政学院。高岗说：'快去把她接回来。这么多人都让他们整成反革命了！'"高岗快人快语让赶快把余群接回来，同时对"抢救运动"把这么多人打成反革命表示出强烈不满。康生是什么态度呢？师哲虽然没有明讲，但从此人一贯整人的作风来看，他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人，只不过因为任弼时已经表了态，他不敢公开造次，但暗中却一直在较劲。
经过一番摸底排查，最后疑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杨宏超。
关中分区保安分处挑选了一名干部，带着几个民兵，深夜潜入杨宏超的住宅，对杨秘密逮捕，连夜押送到马栏，师哲和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突击审问。
杨宏超被抓之后，再也没有截获国民党特务机关关于边区的情报。这就证明了他的交代属实。同时，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专门派了一个师长到他们的情报点职田镇调查此事，煞有介事地对上司报告说："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专员。"
杨宏超编造"习仲勋给情报"的假情报不能说明他背叛了共产党，最多是违反了组织原则，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杨宏超这样做"只不过是骗点钱，贪图享受……"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实践检验真理，同样实践检验人的灵魂。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问之前，师哲指使人把手铐、脚镣往杨宏超面前一扔，告诉他，"这是最后关头"。还有人说，当时师哲还要把杨宏超活埋掉，被关中分区保安处处长汪锋阻止了。在手铐、脚镣、活埋面前，杨宏超坚持说"习仲勋给情报"只不过是他编的假情报。从杨宏超以后的革命实践，对革命的忠诚贡献，考察评定，事实雄辩证明，杨宏超绝不是投敌叛变份子，只是为了骗取国民党信任，以便更安全的为党工作。
"以假换真"是我们搞敌人情报的一种手段，本来无可厚非，可杨宏超这一次作假作过头了。使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假情报捅了个大娄子，给善于整人的康生授予把柄，妄图借机整习仲勋。用师哲的话来说，"对这样重要的干部（指习仲勋），遇到这样的问题，要不是任弼时亲自掌握，要是交给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去办，那习仲勋非被敲烂、揉碎不可。即使这个假情报事件被澄清以后，康生也没有完全死心，他从此牢牢地记住了杨宏超的名字。
师哲在关中待了整整两个月，在弄清了事实真相以后，于 1944 年的 1 月返回延安述命。
仔细查一下师哲的履历和各种资料，既看不出他和高岗、习仲勋有什么密切的工作联系，也找不到他和高、习有什么私交的证据。晚年的师哲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叙说了他和众多中央领导人的交往，而提到高、习的则少之又少，偶尔提到高岗，也多含贬义。如果硬要说他和高、习有什么关系的话，恐怕就是"关中抓特务"这段奇特的经历；他在回忆录中写得那样的细腻和绘声绘色，说明这段经历在他记忆中印象之深，而且在他被审查关押期间免不了要反复交代。
习仲勋于 1942 年的 7 月调离关中分区，并没有直接调往绥德，而是于8月份担任中共西北局党校校长。从职务上看，不仅没有降，反而有所提升。
苍天神明，钟情的给中华民族降生造就习仲勋这样一代代杰出的优秀人物。习仲勋革命人生高尚品德，人格风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一贯忠诚坚定，稳健实干，功勋至伟，从不居功从不张扬；鞠躬尽瘁，谋略非凡，终生艰苦奋斗，清政廉明，高度清醒，善变忠奸，是非分明，知人善任，培养重用。习仲勋革命人生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选拔造就一批批高素质高能力的优秀人才，是当代中国繁荣强盛的根本保证。
1942 年 10 月 19 日，习仲勋出席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历时 88 天，深入批判了西北根据地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肯定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所执行的正确路线。1943 年 1 月 14 日，在会议的闭幕式上，西北局奖励了 22 位领导生产功绩卓越的干部，习仲勋因为主政关中分区成绩显著成为22位受奖者之一，毛主席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从历史到现实工作，习仲勋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赞赏和表扬，怎么能说他被怀疑呢？
1943 年 2 月，习仲勋被中央任命为绥德地委书记。绥德是陕甘宁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是边区的北大门，中央希望他能像把守边区南大门那样把守好边区的北大门，充分体现了对他的信任；行前，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对他寄予厚望。怎么能说是为了审查他的问题而调动？
苍天明眼，公道自在民心，人民伟大，人民万岁，历史是人民所写，千秋功过，人民自有公论。习仲勋，中国农民的儿子，人民的公仆。人民公仆人民爱，人民公仆人民颂。
"习仲勋给情报"的问题弄清楚了，但杨宏超的问题还没有画上句号。真假"特务"扑朔迷离，"抢救"运动风声鹤唳
1943 年，康生在延安提出了"抢救失足者"口号，随后开始了一场"抢救运动"。按照康生的说法，边区的干部大多数都参加了国民党的"中统"和"复兴社"两大特务组织。因此，陕甘宁边区开始在内部大抓特务。杨宗耀、杨宏超叔侄本来是奉命打入中统的我方情报人员，这时却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此时，习仲勋已经调离关中分区，这里的"抢救运动"几近疯狂，人人自危，草木皆兵；关中分区司令员文年生的夫人和妻弟被打成了"特务"，专员兼保安处处长汪锋也被怀疑为"特务"，分区所在地新正县只有三个干部是"干净"的，其余全部接受审查。担任新正县统战部长的杨宗耀黑夜被人带走，押往富县，异地关押，由中央派员直接审讯。好在他当中统"特情"不到两年，事事有人证明，件件有记录，杨宗耀把每次送出去的"情报"都记在本子上，送了什么，是谁批准的，一清二楚。
杨宗耀被关了两个月，由于事实清楚，很快被摘掉了"中统特务"帽子，回到关中继续受到党的重用。不久，解放战争开始，杨宗耀先后担任中共彬（彬县）旬（旬邑）工委副书记、中共旬邑县委书记。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如梦方醒，才知道他们在这场情报战中上了共产党的当，于是对杨宗耀更加仇恨，悬赏捉拿，捉拿不到，就拿他的家庭和亲属出气，将他家房梁锯断，磨盘砸碎，整个房院炸为废墟，其弟杨宗兴被严刑拷打。杨宗耀不为家仇所累，而是化仇恨为决心，在领导旬邑人民对敌斗争中建立了新的功勋。1947 年 3 月，国民党胡宗南部 36 师、76 师由关中分区所属的旬邑、淳化、彬县向陕北大举进攻，形势危急，我西北野战军某部大量财产、现金来不及转移，时任彬旬工委副书记的杨宗耀迅速动员群众，组织了80头牲畜将"西野"这批包括黄金、白银、银元在内的巨额财产全部安全转移，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特殊贡献。
事实上，杨宏超既不是什么国民党中统特务，也不是什么双重间谍，而是打入国民党中统的共产党谍报人员。延安"抢救运动"之后，杨宏超回到自己的队伍中，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共产党能让一个曾经当过中统特务的人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吗？
也许是杨宏超这个名字和"中统特务"纠缠不清的缘故，也许是为了让人们忘掉那个曾经的"中统特务"杨宏超，杨宏超后来改名为杨皓。
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杨宗耀在狱中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没有按照专案组的要求去提供他们所要的整习仲勋的材料，而是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还原历史真相，给后人研究习仲勋所领导的那场特殊的情报战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他虽然没有活到平反的那一天，但他告诉家人："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死于战场上的共产党人壮烈，死在自己人手里的共产党情报人员更多了一份悲壮！
1944 年 至 1945 年间，杨宏超在延安边保工作。一天他在延安城里碰上了这时已经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勋，两人寒暄一阵后，习部长问他："你的审查结论做了没有？""这是组织上的事，我咋能知道呢？"习部长一下子神情严肃起来："我说你这个杨宏超啊，政治上也太不敏感了，你的事情闹得那么大，不做结论咋办？以后咋能说得清？"正是在习仲勋的提醒和关心下，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关中分区社会部、组织部于1949 年 1 月给他做了第一次审查结论，证明他是打入中统内部的党的情报工作者。解放以后的 1951 年，担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陪同班禅大师进藏路过青海，时任青海省公安厅政保处处长的杨皓（杨宏超）担任保卫工作，习书记又提醒他："马上要审干了，趁当年的证人都在，你那段历史最好再做一次结论。"于是，青海省委于 1952 年又为他作了第二次审查结论，确认第一次所作的结论。回想起这两次组织结论，杨皓（杨宏超）很感激地说："习仲勋不愧是政治家，他看问题看得远，心又特别细，要不是他提醒做这两次结论，我的问题恐怕一辈子也说不清了。"
在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中，情报工作是一项高危职业，却是非常迫切，务必急需的，必要的高度精密的工作，也是必不可缺的一项崇高而光荣的职业。稍有疏漏，不是掉脑袋，就是一辈子也说不清楚，即使能说清楚，有人也不相信；如果被康生一类的阴谋家利用，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就会给当事人带来无穷的灾难。
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在秘密战线上为新中国立下功勋的英雄们！
我们这场情报战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杨宗耀、杨皓（杨宏超），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总算有了公正的结论，党还原了他们情报工作者的身份，肯定了他们为革命做出的贡献。读到这里，人们不免要问：另一位主要人物张占英呢？他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张占英是甘肃省正宁县三甲塬乡细咀子村人。30 年代初，和当地赵铁娃等一批贫苦农民一道参加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参加了多起对国民党民团、土匪的武装斗争，因作战勇敢、枪法准被提拔为新正县军事部长、五支队队长。他指挥的最有名一次战斗是奇袭赵家洞。赵家洞是位于旬邑县河川川道悬崖上一排石窟窑洞，易守难攻。这里驻守着国民党民团一个排的兵力。张占英命令赵铁娃率领红军游击队五支队埋伏在赵家洞洞顶的山头上，当得知敌军大多是河南人后，他派一个会说河南话的战士假装老乡上前搭讪，骗开了进入赵家洞石窟窑洞的大门，埋伏在洞顶的赵铁娃率领战士用手榴弹、步枪强攻，守敌死的死，降的降，赵家洞就这样被攻下来了，张占英因此而名扬旬邑和正宁一带。
在旬邑县马栏革命纪念馆，"陕甘红军游击队五支队队长张占英"的名字赫然在上。这是对历史的尊重，还原历史真是原貌。
然而，一个女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个红军英雄的人生轨迹。从赵家洞走上川约 15 里上塬就是青村咀。这是一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属于红区。张占英在战前侦察地形以及正式打赵家洞时常路过此地，住在一个叫张利娃的家里。张利娃兄弟二人，哥哥叫恩娃，还有一个妹妹叫仙娃，父亲早逝，兄妹三人和老母亲在一起，虽说日子不那么富裕，靠一双勤劳的双手和几亩薄地倒也过得去。小村子的人向来好客，听说红军游击队是穷人自己的队伍，专打那些欺负老百姓的民团和土匪，更是十分热情。利娃母亲没有把张占英当外人，安排他住在自家一只窑洞里，擀上一碗细细的油泼辣子面，放上一撮葱花，打发女儿仙娃给张队长送去。这仙娃年方 16 岁，虽说身在这个被叫作"咀"的小庄户，人却出落得十分标致，大眼睛，修长的身材，一根扎着红头绳的大辫子在身后甩来甩去16 岁是一个花一样的年龄，仙娃就像山里的野花一样开得那样的妩媚灿烂，她渴望了解"咀"以外的世界。现在，红军游击队队长就住在她家里，给她讲打土豪的故事，说那些有钱人见了他身子像筛子一样的发抖，"他们真正怕的是什么？不是我这个人， "穷人要翻身，就要靠枪杆子"。人说，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张占英在仙娃面前不知怎么话越说越多，似乎是在向一个女孩子宣传革命道理，又似乎是在炫耀自己。而仙娃呢，不知不觉地被他那传奇故事　。尤其是奇袭赵家洞的战斗打动了，心里对这位英雄充满了敬慕。
这张占英已是结了婚的人，他的妻子就在细咀子老家，而且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自从他来到青村咀以后，好像魂被仙娃勾去了一样，无法克制占有的欲望。有一天，他决心把仙娃带走。仙娃的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她好吃好喝伺候的这位红军干部竟要把她女儿拐走，说什么也不答应。张占英一不做，二不休，把马备好，把仙娃抱起来往马背上一放，跨上马，准备走。仙娃母亲双手抱住张占英的一条腿死活不放，哭喊道："张占英，你是什么红军？土匪！仙娃，你把妈丢下，我可咋办啊？"
虽说是仙娃心甘情愿要跟张占英走，但张占英毕竟是家有妻室和儿女的人，这种恶劣行径给共产党和红军造成很坏影响，新正县和陕甘红军领导人给予严肃批评，并把他关了禁闭，责令他解除和仙娃的非法婚姻。张占英不听组织劝告，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1938 年投降了国民党，并当起了中统特务。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创建初期，其成员大多是农民，他们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革命队伍，有的是为了杀富济贫，有的是为了报仇，有的是为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张占英就是抱着这样一个原始而朴素的目的参加革命的。他不识字，懂得革命道理不多，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参加革命以后不注意学习。正因为这样，党组织不断地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并制定了一系列纪律和制度，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指挥枪"的原则。大多数党员接受党组织的教育，自觉地遵守纪律，日后成了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也有人不接受教育，受不了纪律的约束，离队而去，有的甚至背叛了革命。张占英就是其中之一。人是可以变的。人的变化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张占英由一个红军干部变成国民党中统特务主要是内因在起作用。到了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经过习仲勋做工作，又把张占英争取过来，给共产党做情报工作，这主要是习仲勋这个"外因"的作用。
1951 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张占英被甘肃省正宁县人民法院处决。
杨宗耀、杨宏超（杨皓）叔侄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即使受到冤屈也不改初衷，因为他们有崇高的信仰。而张占英则是一个信仰缺失者，他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为了个人利益，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搏斗中，最终酿成了个人的悲剧。
信仰是一个人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对于情报工作者来说，坚定的信仰尤为重要。
原陕西省省长、曾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的李启明在回忆我党领导的情报工作以及他个人的体会时说："在情报工作中，我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因为这项工作政策性很强，斗争很复杂，既要严格保密，又要注意社会化。它是党与敌人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部门，党的领导、重视和支持是它的生命。"他接着又说："情报工作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中国自己的路。"
作为一个资深的情报工作者，李启明这两段话恰好就是对习仲勋领导的关中情报战的一个最好的总结。习仲勋在领导这场隐蔽战线上的斗争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选派杨宗耀这样的情报干部时，尽管是他个人推荐提名，但最后由关中分区党委常委会做出决定，情报站一般工作由关中分区保安处直接管理，重大事情向分区党委请示汇报，集体研究商定，比如派杨宏超打入中统内部。这就保证了党组织对情报工作的领导，避免个人独断专行所造成的失误。
走中国自己的路，情报工作也不例外。"化敌为我服务"，就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在特殊年代一个手段。善于做人的转化工作是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得天独厚的宽厚仁德一大特长，他能把国民党民团的团长争取过来，也能把张占英这样背叛了革命的人争取过来为革命重新服务。在他领导下的关中分区，参加革命的人越来越多，革命队伍不断扩大，而敌人的营垒越来越小。这就是习仲勋崇高坚定的革命信仰非凡智慧的本事和人格魅力，也是他所领导的这场情报战给我们非常有益的启示。
习仲勋在关中，坚强稳健，精细机智，忠诚坚定，功勋卓著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的一切重托。 1938年2月，日军调动十余万人的兵力由太原南下，企图攻占山西省南部，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负责阻击日军南进的战事。他依靠八路军的大力协助，学习八路军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率部安全摆脱了日军的包围。其中，在掩护卫立煌转移的白儿岭战役中，八路军一个连的兵力抵挡住了敌人两千余人的进攻。当时，整个阵地都处在敌人大炮、飞机猛烈轰击下，工事几乎全炸平了。卫立煌在望远镜中看到这种壮烈的激战场面，很惋惜地说："那个连完了。"然而，令卫将军惊奇的是，这个连又回来了，他们不但打退了敌人，而且牵回来好几匹洋马，背回一大驮大米、罐头，自己仅伤亡二十余人。
4月17日，卫立煌假道陕北向晋南中条山转移时，访问了延安。这天，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车队在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即看到新贴出的欢迎标语，滕代远、肖劲光等在城门迎接卫将军一行。随后，毛泽东主席与卫立煌等人进行了亲切交谈，毛主席对国际国内形势和日军动向等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并希望卫将军帮助向国民党方面催促解决八路军的弹药补充问题，卫立煌当即应允帮忙。中午，卫立煌一行到抗日军政大学参观，发表演说。卫将军被延安处处洋溢的抗战热情所感染，演讲时抛开了事先准备的稿子，用自己亲身体验的战争经历说明，只有同八路军亲密合作才能战胜日本。他表示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反对投降妥协，反对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
4月18日早晨，卫立煌一行离开延安赴西安，滕代远、肖劲光等送到三十里铺外，合影留念后依依惜别。
卫立煌对延安的盛情接待十分满意，到达西安的第二天上午，他来到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批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发"，并吩咐发给八路军180箱牛肉罐头。
第二天，卫立煌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又派滕参谋长等人送到30里以外，足见毛泽东对卫立煌一行来延安的重视程度。
在去西安的路上，卫立煌将军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不时浮现出毛泽东扳着手指对他说到："八路军深入敌后，英勇杀敌，但也存在很多困难。一是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二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还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毛泽东之所以对卫立煌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属第二战区序列，他当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他当场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此时，卫立煌又想起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既已承诺帮助解决，就应该言必信，行必果。同时，他认为八路军抗战有功，也确应补给，但如何实现他承诺的呢？
卫立煌果然不负毛泽东的期望，就在他到达西安的第二日上午，虽然军务繁忙，还是来到北大街第14集团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写了一个手谕，"即发18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
卫立煌把这个手谕亲手交给第14兵站分监杲海澜少将执行。当即说："第二战区的军队部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18集团军仗打得很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
杲海澜知道卫立煌历来对下级说一不二，且又战功显赫，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不敢多说，只得答应照办。
延安之行的确对卫立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他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重点文章。最突出的例子是叫赵荣生陪他细读7月7日发表的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对卫立煌启发很大，使他认识到"速胜论"、"唯武器论"的错误。特别是看到毛泽东所讲抗战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才能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动群众，在战争中需经过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根据地由小块逐渐变成大块等段落后，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毛泽东批示请习仲勋到西安抢运发给十八集团军物资。习仲勋连夜要求肩背手推，发挥蚂蚁搬家精神，赶在蒋介石发布禁领令之前将物资运到根据地，得到毛主席赞扬。
习仲勋在关中，高度深刻发挥精神思想宣传教育工作，凝聚人民群众无穷无尽智慧力量。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抗战以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不断挑起军事摩擦，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此时的关中分区地理位置特殊，北与陕甘宁边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使得这里成为守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南大门。为了指导关中分区军民建设边区和进行反封锁、反摩擦斗争，时任分委书记的习仲勋决定创办关中分委机关报。1940年4月12日《关中报》在关中分委机关驻地新正县雷庄塬畔的一户农家窑洞里印出了第一张油印小报，宣告了她的光荣诞生。
《关中报》作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党委的机关报，受到了中共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创刊一周年时毛泽东欣然为《关中报》题名。历经10年的战火洗礼，《关中报》共出版700多期，发行58.6万份，其主要内容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中报》是中共关中分委创办的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它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大众的代言者。因而，从创刊时就有一个原则：为人民，写人民，大家写，大家看。习仲勋对报社提出，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就是要树立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的办报方针。并指出，由于关中分区地处黄土高原，多半是山梁梁、沟洼洼、穷窝窝，经济不发达，教育相当落后，革命队伍中干部文盲、半文盲居多数，这就要求报纸要在通俗上下功夫，要写老百姓的事，说老百姓的话，使他们看的明白，听得懂。同时，报社还倡导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组织读报组，在田间地头，利用劳动间隙，由识字的人给不识字的人读报。
习仲勋主张新闻工作者要深入群众了解情况，这样才能写出好的报道和评论。《关中报》办的比较出色，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重视通讯工作，认真做通讯员的培养工作。通过通讯员联系广大读者，经常研究读者的意见、呼声和要求。当时，作者投稿踊跃，仅1944年1月至8月就有636人投稿2568篇。
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陕甘宁边区受到胡宗南部疯狂进攻，南线的关中分区遭到重兵"围剿"的严峻形势下，《关中报》的内容多以军事报道为主，侧重地方群众性游击战争报道，并且兼顾全国范围的主力部队作战报道。当时报纸社论《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收复失地》，一面宣传全国各战场人民解放军的辉煌战果，一面报道分区各游击队机动灵活出击的胜利消息，并揭穿了国民党怀柔与屠杀的两面政策，号召军民一起克服悲观失望、怯敌怕斗的动摇思想，坚信自卫战争必将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为了紧密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报纸还会报道国际形势，1949年中国人民庆祝苏联十月革命32周年，《关中报》发表的社论《学习苏联建国经验建设新中国》。文章中强调要加强中苏友好关系，保卫世界和平，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使中国很快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关中报社人员从领导到工人，大多年龄在二十五六岁以下，文化程度均在高中以下，但就是这样一批文化不高、革命历史不长的年轻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历经10年寒暑，在习仲勋的带领下艰苦奋斗，坚持无产阶级办报的理念，在关中分区党政领导同志共同关怀下，出色完成了党的任务，把《关中报》办得光彩夺目。"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关中报》被誉为边区地方报纸的模范。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文给予高度评价："《关中报》办的最好！"《关中报》取得的成绩与习仲勋丰富的办报经验以及成熟的新闻工作思想是分不开的。
习仲勋早年的求学经历中一直主动学习各种进步思想，1928年他考入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诞生于五四运动学潮。习仲勋曾回忆道："我们进行校内的学生运动和校外的革命活动，对外主要是每天晚上外出散发标语传单，采取各种方式对工农兵商学进行宣传，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当时，一批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了"渭北青年社"，出刊《渭北青年》杂志，习仲勋曾经就是分社的社员，这段经历可看作是他新闻宣传思想的萌芽。此外，在1933年巩固扩大南梁革命根据地时，习仲勋也参与出版了革命委员会机关报《西北红旗》以及特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生活》，这为创办《关中报》积累了珍贵的办报经验。
习仲勋在西北区报纸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写任何文章，只能遵循党的统一方针，违背党的统一方针，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我们必须牢记。"《关中报》的10年，正处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报纸内容始终把宣传好和贯彻好毛泽东思想及党的方针政策作为着重点，关中分区党委领导同志一直亲自领导和指导办报，并对《关中报》采取"抓整治、严把关、多指示"的领导方式，为了确保报纸的稿源和报道质量，分区领导经常自己动手审稿和写稿。
群众路线是习仲勋革命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在他看来会做群众工作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质。"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新闻工作者就是群众工作者，是比工会、青年团、妇联、农会更加广泛，更多方面的群众工作。"他的这一工作思想在《关中报》的创办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关中分区大生产期间，《关中报》记者经常到田间地头和群众家里，了解群众的生产经验以及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人物，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生产知识，同时还经常在报纸上介绍从群众中收集到的天气农谚。《关中报》创办以来，深得全分区干部与群众的欢迎与爱护。 《关中报》通俗，写的真，印的清，工人，农民看了容易懂，能从报上知道很多东西，还能当字帖一样写字，当书本一样学文化。
习仲勋以其政治家的风范，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指导《关中报》的创办，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动员群众、教育群众、鼓舞军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们当前做好新闻工作提供了历史经验。
习仲勋受党中央毛主席面命重任，守卫当时情况非常复杂延安北大门绥德。1943年1月中旬，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为了加强北线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调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是年2月，习仲勋到任。
绥德分区地处陕西北部，北拒榆林国民党统治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线屏障，东濒黄河与晋绥边区隔河相邻，南接延属分区与党中央及边区政府唇齿相依，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商贾云集，经济发达，有陕北"旱码头"之美称，因其地理位置重要，素为兵家必争之地。
抗战前期，国民党统治者为达到独霸该区，妄图截断中共中央与其他抗日根据地之联系，曾多次挑起事端，均为我绥德分区军民所粉碎。1939年8月，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进驻绥德地区，经过激烈斗争，于次年2月最终将国民党顽固派"摩擦专员"何绍南赶出绥德，巩固了绥德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也使陕甘宁边区北大门得以安然无虞。
习仲勋上任后，领导绥德分区军民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开展了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全民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0年至1942年，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边区各地连续3年遭受自然灾害及边区部队、机关、学校脱产人员剧增，使边区经济一时陷入了异常困难之境地。为了战胜困难并求得生存与发展，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号召在边区开展全民大生产运动。
习仲勋到绥德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地委、专署领导认真讨论绥德地区的财经问题。随后，地委、专署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传达边区高干会议精神，专题讨论财政经济问题，会上，习仲勋就如何发展绥德地区财经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会后，习仲勋带领地委、专署部分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寻求绥德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新路子。3月14日，习仲勋率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一行8人下乡考察。他边走边看，边提问题，逐个进行解决。他鼓励各级干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具体指导。结合当地实际，订出发展分区农业生产的措施及改进农业耕作方法。同时，对成立妇女纺织小组、发放农业贷款、改造二流子、理顺土地租佃关系，组织群众移民等问题讲了很好的意见，并对有关问题作了批示。经过反复调查，习仲勋对绥德分区有了全面了解，由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绥德分区所辖6县（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吴堡、子洲）虽为革命老区，但自然条件相当差，辖区内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人民生活贫困，且可资开发的荒地极少，如果采取延安、陇东等地区那样组织人力大规模开垦荒地来增加粮食、棉花产量的办法必然难以收效。同时，他觉得要进一步提高绥德地区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关键是农民要在当地精耕细作的基础上，调动其生产积极性，有效地组织劳动力，改变那种靠天吃饭的老办法。
春耕前夕，习仲勋一行人来到绥德县郝家桥村，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郝家桥村，他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村庄整齐洁净，村民们脸上尽载着喜悦幸福的笑容，正在为春耕作准备。近年来，该村村民在刘玉厚的带领下，在有限的土地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生产，并通过精耕细作、改善土地条件、选择优良品种提高单产等办法，使农业生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郝家桥的出现，使习仲勋思路顿开：绥德地区只有采取郝家桥的办法才能将农业生产搞上去。于是，他帮助刘玉厚认真总结郝家桥的经验，并召集地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刘玉厚和郝家桥的生产经验。通过"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很快便在绥德地区掀起了大生产热潮。
与此同时，地委、专署号召全区广大干部厉行节约，并走出机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上自地委书记习仲勋，下至机关干部、通讯员、警卫员，都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和纺毛线等劳动。由于他们认真负责，纺出的毛线都是一等品，生产的土豆、花生等，大大改善了机关生活。这样既为群众树立了典范，受到群众的好评，又基本上解决了干部自身困难问题，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1944年，大生产运动在绥德地区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年初，地委、专署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周密的生产计划，其中包括在农村普遍成立变工队，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工副业（城市发展商业）及劳动竞赛等。通过一系列措施，到这一年年底，在人多地少的绥德地区，已基本做到了丰衣足食，而这其中，饱含着习仲勋同志多少个不眠之夜和往来奔波的汗水。
年底，绥德地区的七十余名代表由习仲勋带队，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模代表大会。会上，代表们有幸受到了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在大生产运动中，各县先后产生了一大批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如刘玉厚、郝玉亮、刘老婆等，习仲勋非常重视这些生产功臣，给予及时的表彰奖励。在习仲勋的关心帮助下，刘玉厚的进步很快，成了绥德地区农业方面的劳动模范。
1942年5月23日，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1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新年献词》指出：发展生产，加强教育是1943年的中心任务。形势的发展与要求，使刚上任的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对文化教育工作就非常重视。1943年鲁艺文工团到绥德地区演出，极大地推动了绥德的文艺宣传活动。绥德地委和专署当即决定成立绥德分区文工团，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调集了一批男女中学生，在鲁艺调来的几位专家的指导下，文工团的创作演出水平提高得很快，全区人民热情欢迎这支充满青春活力的文工团。习仲勋在全面抓好文化教育工作的同时，对办好冬学也付出极大心血。经过艰辛的努力，创造了条件，使冬学发展很快，1943年绥德分区共办905所冬学，参加学习的干部有20715人。可以说冬学遍地开花，人人都可随时学习文化知识。
1944年4月29日，绥德地委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工作的指示。5月2日，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召开了专题会议，讨论了文化教育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当前的教育指导思想是：既重视长远，又重视当前，当前和长远结合。重视理论教育、学校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艺术的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学校教育和实际工作结合，重视群众的力量，开展民办公助。重视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宣传时事政治，提倡消灭文盲。要搞好民办小学、冬学、业余学校、夜校和短期训练班。搞好读报组、读书会、黑板报、幻灯、连环画、漫画、秧歌队、说书、讲演会、快板等多种形式的教育。
教育指导思想明确后，习仲勋更注意典型示范作用。他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子洲县周家圪橞村办冬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办学经验很赏识。为了加以推广，写下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一文，内容丰富，文字简练。他指出：坚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经过群众，把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民兵冬学运动首先要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不能抄袭一套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学用一致。冬学运动，要和冬季训练、闹秧歌、医药、卫生、组织妇纺、植树等取得有机联系。在开展冬学运动中，注意团结农村中参加冬学运动的部分积极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对训练冬学教员，应采取开会形式，研究典型，交换经验，不要采取一般贯注式。在开展冬学运动中，必须普遍地建立若干个重点，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
习仲勋通过总结周家圪橞村办冬学的经验，对绥德文化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共中央减租减息政策的提出是在1937年8月，但绥德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由于抗战前一直存在着双重政权，加之国民党顽固势力不断捣乱破坏，一直未能广泛开展起来。1942年下半年起，针对绥德地区人多地少，而且大部分土地被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广大农民无地可种，只得承受高租重税和高利贷盘剥。在此情况下，绥德地区按照党中央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的指示精神，开始了减租减息工作。
1943年，习仲勋担任地委书记后，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加大了减租减息的工作力度，并发展成为普遍的群众运动。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减租会等，团结农民推动"双减"运动的全面开展。这一年10月至12月，绥德县6个区、米脂3个区、子洲5个区、清涧3个半乡及佳县减租，勾欠31732.82石，退租1842.73石，并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1943年以后，绥德地区地主把全部土地的50%~80%卖给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由集中达到分散。
为了正确贯彻党中央及边区政府的双减政策，防止过左行为的发生，习仲勋经常教育基层党政干部必须在严格掌握政策的情况下开展此项工作，并定期组织人员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双减工作极大地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的生活条件，也照顾了地主富农的利益，使抗日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习仲勋在担任绥德地委书记时，正值边区各地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三三制"民主选举时期。作为一个有较长时间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他深知政权建设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在他的领导下，绥德地区各级政府在政权建设中，均能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他的精心安排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下，1944年冬，绥德分区6县先后都进行了选举，共选出议员846名。著名绅士霍祝三担任了绥德县县长，原国民党八十四师旅长刘杰三连任三届边区参议员，知识分子姬伯雄也被选为米脂县县长。习仲勋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也建立了很好的统战关系。使一大批开明绅士、知识分子等走进政府机关并担任要职，使我们的各级政权更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更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投身到边区的建设中。
1944年10月，习仲勋奉命到延安学习，由李井泉代理地委书记。1945年8月正式调离绥德。习仲勋同志在绥德工作生活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他那坚强的党性、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及平易近人等特点在绥德各级党政干部和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当时只有30岁的年轻地委书记不仅思想、政策水平高于一般人，而且在工作中既讲原则性，又有灵活性，遇事善于调查研究，能虚心听取并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正确决断。
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习仲勋牢牢守卫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南大门关中地区和北大门绥德地区相继八年，战火纷飞中为革命事业源源不断的输送丰厚的物资供应和兵员各类人才补给，以及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全面领导组织协调工作。习仲勋贡献卓著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点赞，"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党的利益放第一位"。绝对忠诚可靠，坚强确保红都延安党中央大本营领导全面抗战稳固的社会环境，中流砥柱，坚如磐石，功业至伟，永垂史册。人民永远铭记：萧何张良铸汉基，巍巍华夏矗雄汉。志丹仲勋创陕甘，革命圣地红延安。全心全意为人民，人民民主新政权。抗日旌旗党指引，全民同心齐抗战。龙子龙孙血脉连，同仇敌忾保家园。民心所向斩豺狼，和平正义人民盼。人民必胜，和平必胜，正义必胜，人民万岁，和平万岁，正义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