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 南方根据地悲壮长征

习仲勋引领陕甘根据地，坚定不移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科学正确道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艰苦奋斗，苦难辉煌热切深入一线严酷复杂的革命斗争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发展、修正错误、丰富完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科学真理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具体实践相结合，发扬广大，飞跃提升陕甘边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土改、工农业生产、市场贸易生机勃勃，清新昌盛，强盛繁荣，清明图志，万象更新，强基固本，接地气，聚底气，健康壮大，全面成熟，动态的向更新更高的层次锐意进取。
关于南方苏区失败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原因，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是"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獗"，内部责任是军事指挥错误，外部原因是敌人的封锁。一代代后人，只能客观公正依据那个年代历史活动实况情景探究总结。
1930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控制了东南地区，日本侵华势头略缓，经济呈现较好发展态势。1933年6月，蒋介石开始部署第五次"围剿"，采取缓进战略，修路筑碉，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军50万，有大炮1200门；红军10万，只有几十门炮)。蒋介石宣称"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中央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呈现出强悍的军事力量。但当面之敌堡垒密集，游击战无法施展，作战空间日益狭小，运动战难觅战机。犹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彭德怀语)。红军主要运用"短促突击"的战术，这是战略被动时一种无可奈何的战术选择，效果并不理想。
面对苏区危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都未能实现。1933年3月，酝酿"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中共欲迎又拒，采取关门主义态度。毛泽东明朗强烈力主统一战线，联合当时福建事变的国民党19路军，使红军跳出困局，在无限广阔的天地间，机动灵活游击战、运动战战胜歼灭敌人，中共高层左倾领导者根本不予理会彻底否定毛泽东英明正确的方略决策。错失了联合同盟军反蒋的良机，蒋介石几乎兵不血刃地击败了十九路军，转而全力进攻红军。1934年3月，中共中央曾有以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1934年4月，国民党军逼近广昌。1934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红军撤离一事形成共识。红军向西突围，是唯一生路。
经济方面无法支持。筹措经费一直是红军和苏区政府的重要任务，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给养虽不宽裕，但也无妨大局。由于连年战争，物质生产遭受极大的破坏，中央苏区经济资源日益匮乏，人力、物力严重不足，红军生活和作战物资都成为问题。赣南闽西地区的粮食供应本不应成为大问题，却出现了粮荒，有人口原因，也有市场原因，还有生产原因。农业政策没有跟上，工商业政策也有严重失误，导致苏区私有工商业基本绝迹。
1933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查田运动，与扩红运动、肃反运动同时展开，打击面进一步扩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许多人担心扩大生产会使自己上升为富农地主，有钱就花，极力消费，坐吃山空。
面对敌人的封锁，苏区本应有一整套对付的办法，在"自己动手"和发展生产上狠下功夫，鼓励商人积极从事赤白区域贸易。然而，"左"倾领导人擅长于提高税收、推销公债、征集粮食等扩大眼前收入的本领，采取滥发公债、竭泽而渔的极端做法。对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不够重视，办法也不多。
苏区政策越发极左，当时有人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严重的挫伤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导致苏区资源枯竭、财尽民困。由于通货膨胀非常严重，1932年初停止筹款，直接筹取实物，第四次反"围剿"前还尚有收获，到第五次反"围剿"时，老百姓几乎一贫如洗。
政治方面脱离群众。苏区极左当局实行极端的阶级政策，排斥一切中间力量，"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开明地主也推向对立面。"肃反"运动无休无止，有人一再叫嚷：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包括自订法律法规）的限制。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严刑逼供，滥杀无辜，成为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之鼻祖。
1930年，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由肃"AB团"引发了富田事变，进而掀起了全国各苏区大规模的"肃反"高潮。继中央苏区大"肃反"后，"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贺龙语）。从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下令停止"肃反"为止，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总计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根据地创始人、军队优秀将领和干部陆续被捕杀，原5万余人的红军，下降到下足4000人。党员只剩下5人，战士们不敢当干部或入党，出现了枪多人少的悲惨局面。洪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先后丧失，党团组织完全丧失，贺龙被迫率余部离开桑植西移。
"肃反"运动中，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成为主要打击对象，黄埔出身的军官被怀疑，造成了党政军群中许多精英被错杀，元气大伤。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等，这些高级将领自30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以后中共苦难辉煌奋斗中消失了。
陕甘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统战土改、工农业生产、公有制、私有制、市场运行，一切全面成熟。抗左排右，避免错误，少有失误。
1943年1月，毛主席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仲勋一生时时刻刻铭记崇高神圣的党性，一贯坦诚地指出："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习仲勋人生坚定不移的党性准则。
1945年党的七大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任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局工作,对于1946年至1948年"义合会议"前后几个时期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农民的儿子，忠诚的人民公仆，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全面成熟重要的创建人习仲勋，高度清醒精深感悟当时的土地政策，对农民、农业、农村，对巩固新政权，对全国全局工作，对体现党的领导决策的英明正确性极为重要。习仲勋以高度的全局责任感，勇于担当，锐意探索，倾尽心血，深入实际，热切稳健，高度注重一线工作实践，实事求是，精细调查研究，清醒把握，准确判断，坚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全面广泛深刻的忠恳实践调研，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欢迎不欢迎，人民支持不支持来评判工作成败，全方位科学严谨，完善发展丰富充实成熟提升党和政府的土地政策。习仲勋一贯在深入一线火热的实践中，准确把握实情，民情，国情，制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科学英明决策。由此习仲勋正确领导西北局土地改革的工作。正确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坚决抵制"左"的干扰，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赞同，毛主席在习仲勋提出的关于纠"左"意见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和各县的土改工作。" 这是习仲勋终生一贯坚定不移唯实践出真知，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求真务实，呕心沥血，潜心一线火热实践，脚踏实地默默无闻，深深扎根中国社会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无穷无尽智慧力量丰厚的源泉中。时时刻刻高度注重党群关系，牢牢精心准确把握一线基层脉搏，科学判断决策社会前行的脉搏和必然趋向。正是习仲勋这高度负责的工作风范，必然凝聚出坚实丰厚辉煌的成果。习仲勋时常深情讲述自己在开创陕甘边根据地时，一贯坦诚谦恭，悉心深入村村户户，做群众工作，动员宣传组织调动群众积极性，提高觉悟振奋精神，凝聚人民神圣伟大的革命力量，无穷无尽崇高的智慧。习仲勋高度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回顾当年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斗争中党和群众之间建立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一贯坚定明确阐述："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和习仲勋的指挥下，忠诚依靠人民群众支持拥护，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西北野战军全体官兵正确运用"蘑菇"战术，在取得延安保卫战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习仲勋跟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