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习仲勋陕甘边统战思想丰富发展飞跃成熟

统一战线显神威，逼蒋抗日尽开颜。各党各派保国家，同心同德浴血战。
抗战胜利振中华，三战三捷胡宗南。民心正义向光明，百万蒋军齐弃暗。
中山风雨起苍黄，民心所向开新天。人民当家做主人，新天新地新政权。
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功勋卓著的开国元老，足智多谋的治国良相，雄心勃勃的改革旗手。他既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又是叱咤风云的军事家，也是底蕴丰厚，博大精深的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终生艰苦奋斗，坚定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强自立，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一贯热切全面深入一线火热的革命实践的实干家。习仲勋在引领开创陕甘边根据地，苦难辉煌的革命实践中，坚定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科学真理体系的指引，全面丰富、发展、完善、成熟飞跃提升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巩固壮大。深深积淀赢得民心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切正能量，大显神威，陕甘根据地稳固强盛，良性发展壮大，勇往直前，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珍存的人民革命政权，成为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落脚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出发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创新中国的革命圣地。
习仲勋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与两个地方有着难解之缘，一是他出生和前期工作的西北地区。在这片红色大地上，他参加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在建设民主政权、剿匪反霸、施行上地改革和处理当地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中做了大量工作。另一个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习仲勋在广东主政期间，体察民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率先推行改革的试点、试验，为广东的对外开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与此两地相呼应，习仲勋的人生也有两段辉煌时期—建国前后的西北时期、文革以后习仲勋恢复工作的新时期。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中为数不多的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和革命家，在他传奇而坎坷的革命生涯中，他所做的很多工作都与中共的统一战线事业紧密相关，并对其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西北地区工作期间，习仲勋运用统战思维，坚持从实际出发，将中央精神与边区特殊情况相结合，克服"左"的情绪，保护民主爱国人士，维护了党的统战政策在执行中的一致性和严肃性，成功推动了陕甘边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面对民族宗教问题盘根错节十分复杂的西北局势，习仲勋坚持以"稳进慎重"的策略和统一战线的政策来处理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法和见解，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1978年历史伟大转折的新时期，习仲勋恢复工作后，主政广东，处理十分棘手的群众大规模外逃香港事件时，一直坚持将其框定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从统战的角度思考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对待海外的统战工作他也一直十分重视，常常利用各种出访和会议交流的机会，加强海外统战，积极团结海外侨胞、侨眷，为新时期统战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习仲勋革命人生积淀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科学真理体系指引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切光荣革命传统飞跃提升发扬光大。
习仲勋早在1936年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期间，正值国共合作之始，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他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适应形势的要求，灵活机动地运用政策，开展各阶层的群众团结工作。
如对地方知名人士，习仲勋特别注意团结他们，发挥他们在地方群众中的威望，为抗战做工作：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玉田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的老中医、旬邑县的萧芝保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甚至对地主、对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供职的人员及其家属，他说服党内同志看人要用发展的眼光。蒋德宽是关中分区的一位颇有势力的财主，对抗日工作比较热心。但有些同志认为他靠不住，不愿意与他接触。习仲勋就教育大家："事物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我们要具体人具体分析，不同事不同对待。蒋德宽虽然是地主，但他支持儿子当红军，又在物质上积极帮助我们抗日，像这样的地主就应当团结争取他们。"经过他的解释，才逐渐打消了人们的顾虑。
1937年上半年，赤水、淳耀、新正、新宁四县同国民党淳化、旬邑、耀县、正宁、宁县边界已经划清。习仲勋亲自抓统战工作。
有一天，赵红娃说："习主席，听说职田镇保安团那儿有一批好枪，能给咱们也搞几支就好了！"
习仲勋说："行啊！"
赵红娃一听大喜过望，就要集合队伍。
习仲勋赶紧制止说："你就知道打，动动脑子行不行？不用带人，你跟我走就行！"
赵红娃不知习仲勋有何英明非凡的方略，紧紧地跟在习仲勋的身后，他俩从新正县政府驻地马家堡向距一里远的国民党旬邑县职田镇走去。职田镇保安团头子马宏德一见慌了手脚，以为习仲勋前来给他找麻烦。他恭恭敬敬地把习仲勋请到他的司令部。
马宏德问："习书记，你来在下住处，有何公干？"
习仲勋义正词严地说："现在两党合作抗日，我们红军也改成了国民革命军，你知道不知道？"
马宏德不住地点头："知道知道！"
习仲勋反问："知道你还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边区？"
马宏德连忙满脸堆笑说："在下不敢。"
习仲勋说："那我问你，你在最近还下乡抓壮丁，招兵买马，扩充你的队伍，为了啥？我们边区最近将五百多名游击队员送到一二○师，上了抗日前线。可是你将壮丁抓去，天天向我们新正县和关中分区警戒，这说明你们把矛头指向我们。难道不是吗？"
马宏德一听，脸都吓黄了，立即转变态度说："我决不敢再侵犯边区，你们新正县驻马家堡，你就放心驻吧！"
习仲勋警告说："我们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然后回身对赵红娃说："我们走！"说罢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镇政府。赵红娃跟在身后还为没有得到枪生气，习仲勋却只顾往前走。
为了搞好关系，第二天马宏德把他们团的长短枪二十五支、子弹五千发，亲自送到了关中分区。习仲勋对他说："这样的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人民会记着你。"赵红娃一见这么多好枪喜爱得不得了，连忙对习仲勋说："我服了，你真是孔明再世啊！"
有一天，习仲勋和杨再泉下乡走村串户，走到一家高楼大厦前站住了。
习仲勋问："这是谁家？气度不凡。"
杨再泉说："这是一户大财主，叫蒋德宽。"
习仲勋一挥手说："咱们进去看看。"
杨再泉说："这户恐怕靠不住，他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
习仲勋说："事物是变化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连蒋介石都变化了，他蒋德宽会不变吗？"
走进蒋德宽家，蒋德宽见了习仲勋格外热情。
习仲勋开玩笑："你的名字很好听，德宽，德宽，要对人民好，对国家好，才可以称得上德宽呀！"
蒋德宽胆怯地问："习书记有什么要求，你讲，我办！"
习仲勋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别人都在捐款捐粮，送给前线，你呢？"
蒋德宽着急地："哎呀，你不来我还不敢提哩，粮我准备好了，五十石，银元一千块，如果嫌少，我再拿。就是这儿子当兵，我的成分高，不知咱红军要不要？"
习仲勋高兴地说："要要，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为什么不要呢？"
蒋德宽脸上也有了笑容："那就好，那就好，我知道红军对部队管得好，教养好，若去当白军我还不放心哩。"
可想当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人民心中有着极崇高的地位。可见中国共产党英明坚强的领导，真挚赢得人民的拥戴点赞。
第二天，蒋德宽的儿子就去分区部队报了名。
习仲勋和杨再泉又去看望国民党军官穆润身的父亲。那老人有些胆怯和内疚地说："哎，我儿子不争气，当了个国民党的营级官儿。"
习仲勋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儿子虽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只要同我们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也欢迎他，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解决。"老人听了非常感动，连连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就是好啊，我一定为抗日出力。"?
在春暖花开的4月，习仲勋手里拿着一根又光又直的棍子，和杨再泉到新正县龙咀子参加回民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大会。他们踏着被绿荫笼罩着的山路，哼着陇东民歌，轻松地走着。
"习书记，你身上背着枪，手里还拄棍子干什么？"
"挡狗呀，这山里农户，特别是回民老乡，家家都养着狗，有的一家还养两只。你不防备它，它会猛冲出来咬你一口。"
杨再泉满不在乎地说："咱们有枪呢！"
习仲勋说："枪是用来打敌人的，对老乡的狗，我们能随便用枪打吗？老乡养狗也不容易呀！"
习仲勋由此淳朴肺腑之言，深刻明朗鲜活展示，习仲勋稳健机警，泰然从容，胆魄风范，自信淡定，坚强有力处置一切多发、突发，防不胜防的情况，应有不同的方略武备，对应取胜，处置得当，不可贸然行事，劳民伤财。
杨再泉说："习书记，你就是想得周到。我们就是要和国民党兵不同，他们见鸡捉鸡，见狗打狗，走到哪里鸡飞狗上墙。"
"就是就是，咱们到回民区，更要格外小心，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
他们下了一道坡，过了一条小河，又上了一个陡坡，爬上山梁，这里就是回民聚居区龙咀子村。还没到村子，就远远听见唢呐声。走进村口，才看见两个儿童团员拿着红缨枪在站岗。
儿童问："干什么的，举起手来！"
习仲勋、杨再泉乖乖地举起了手。儿童团员把他俩从上到下搜了一遍后，问："你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习仲勋用铅笔写了个条子，交给儿童团员说："你把条子交给村长，他一看就知道了。"不一会儿，新正县县长郭廷藩、回民支队指导员王世英都来到村口迎接习仲勋。
习仲勋说："你们的岗哨好厉害呀！"
郭廷藩："今天选举成立五顷原乡回民抗日救国会，大人都参加选举会，就让儿童团站岗了。"
习仲勋问："做得对呀，我来看望回民乡亲。"
郭廷藩说："那你一定要讲话哟！"
习仲勋说："当然当然！"
会上选出回民蔡登霄任会长。在热烈的掌声中，蔡会长高声说了三句话："我只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我们回民抗日救国会坚决服从领导，服从新正县、关中地委的领导；第二句话：坚决团结回民兄弟，和汉民一起支持国家的抗日战争；第三句话：搞好生产，支援前线。"
参加会议的回民群众和回民支队一百二十名队员齐声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习仲勋最后讲话："同胞们！同志们！乡亲们！我代表关中分区党委、关中抗日民主政府对新正县五顷原乡回民抗日救国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我在这里也讲三句话：一、抗日救国会是团结一切民族，一切民众从事抗战救援的群众组织，其一是团结，其二是救援；二、抓好生产，支援抗战。只有抓好生产，有了丰厚的物质，才能有效地支援抗战，不然就是一句空话；三、支持我们的回民支队，巩固边区根据地，决不允许顽固分子破坏捣乱。"习仲勋最后说，"为了共同庆祝回民抗日救国会的成立，我已通知关中剧团今天为龙咀子乡演出，希望大家都来看戏。"
会场上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被迫将其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以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担负主要作战任务。此后习仲勋协同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战役，并取得胜利。同年7月，马背上的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山麓的羊圈里召开扩大会议。习仲勋根据党中央小河会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主持工作。
习仲勋回到西北局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就在1947年的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公布施行。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边区干部会议。11月1日，会议在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会议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由于缺少经验，加上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制定具体土改方案时，会议没有把边区里老区（约占三分之二）和新区（约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也没有明确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更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只是片面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也由于康生、陈伯达在晋绥的土改试点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而全国土地会议中不仅未予纠正，反而又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义合会议的与会者对于土改中"左"的倾向可能造成的恶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会议虽然也要求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只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份生活，但还是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会议还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人的名。虽然会议也强调不要乱杀人，可惜，这个精神到会代表没有带回去，而是把消灭地主宁"左"勿右这一套带了回去。义合会议暴露出来的"左"的倾向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注意。在会上，习仲勋陷入沉思，作为"左"倾政策的受害者，他曾经在肃反中差一点被活埋。因此面对会议上的一些"左"的倾向，习仲勋更多的是沉默，对一些"左"的政策持保留态度。
由于义合会议在制订土改具体方针、划分阶级政策时，没有对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也没有明确禁止使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加上会后参加土改的工作团大多临时组建，本来就不够专业又没有经过集训，工作上急功近利，在应用政策和掌握分寸方面出现偏差失误。于是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渐渐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一时气氛极度紧张。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比较普遍。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的安文钦是晚清秀才，是边区一个很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安文钦在边区热心公益事业，兴办学校，宣传新文化，抗战时期与八路军合作，支持抗战，曾当选为绥德县参议员、绥德警备区副参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三届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也赞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注：西北地区一垧合三亩或五亩）的土地，但土改中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无疑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也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习仲勋在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习仲勋参会。会上，习仲勋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一些看法。会议期间，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违犯政策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请党外人士参加，并特别提到要请当时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以安抚爱国民主人士的情绪，缓和、改善与他们的紧张关系。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指出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要保护他们。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泽东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安排安文钦致了悼词。这事不仅使安文钦深受感动，也使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努力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对于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誉，也有很大影响。
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中央，就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把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对土改中的有些过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改正建议。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习仲勋列举了9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同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芳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对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减少了土改的阻力，也增强了他们继续跟党合作的信心。
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西北局的工作。在全面衡量、考察、遴选西北局书记适任人选时，毛泽东提出西北局书记的人选既要有群众基础，又要熟悉西北情况。习仲勋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出生、战斗在西北，又担任过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加上习仲勋为人敦厚，深受群众爱戴，而且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印象一直不错。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在几处破旧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到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布告虽经日晒雨淋，斑驳不清，但上面"主席习仲勋"的署名让毛泽东还是一下子就记住了"习仲勋"。见面之后，毛泽东更惊讶于这个"习主席"的年轻，习仲勋当时刚好22岁。10年之后的1945年10月，被誉为"模范边区的模范干部"的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这一次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毛泽东在说到西北局书记时，还特别赞扬习仲勋年轻，是"群众中走出来的领袖"。
毛泽东对王震说的争取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部起义的事，是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一手操办的。1946年4月，蒋介石还没有撕毁和谈协议，毛泽东就把任务交给了习仲勋，要他去北面做一些统战工作。
当时国民党驻扎在北面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邓宝珊的第22军，另一支是胡景通的陕北保安团。因为不是蒋介石嫡系，他们不仅受到歧视，还经常被扣粮扣饷。尤其是举国抗日的时候，蒋介石把他们扔在这个西北边陲来封锁共产党，整天无所事事，碌碌无为，这使得官兵比较窝火。
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从私人感情上来讲，这两支部队与我们并没有大仇。抗战时期，我们来往很密切，邓宝珊还经常是我们的座上客。后来我们搞起大生产运动，富余的粮食还接济过邓的部队。他们都比较痛恨蒋介石，如果工作到位，是可以争取一部或几部起义投诚的。如果我们拿下了榆林或者横山，我们就在陕北争得了一个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对粉碎蒋介石进攻延安的计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习仲勋做了多年的统战工作，对北面的情况比较熟悉，立即把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师源找来。
习仲勋说："主席指示，要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去邓部或胡部做统战工作，争取一些爱国官兵。最好是他们的中上层军官，对拿下榆林和横山有关键作用的人物。你搞了多年的统战工作，与邓部和胡部的中上层军官有没有什么关系？"
师源摸摸脑门说："过硬的关系是没有，不过我倒认识胡景通的弟弟胡景铎，关系还不错的，不知道起不起作用。"
习仲勋眼睛一亮，忙催促道："说说看。"
师源说："胡景铎从小思想就比较激进，年轻时就和我们党有过来往。1938年的时候，他到高桂滋部任野战补充营营长，带兵经过富平时，富平县工委书记邵武轩交给胡景铎40多名义勇军，都是清一色经过党教育出来的棒小伙子。那次邵武轩还把我和刘茂坤派往胡景铎部去，准备长期做胡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就和他有过接触，他思想非常激进，对蒋介石的政策恨之入骨。有一次和他聊天，他举起拳头说蒋介石迟早要垮台。当时我都被吓了一跳，他胆子居然这么大。可惜后来我因干部学习调走了。"
习仲勋急不可待："后来呢？"
"后来很少有联系。"师源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不过我也听说了一些关于胡景铎的事情。听说胡景铎抗日很积极，并且跟我们党还有一些往来。大概在前年，他当上了17军252团团长，调到甘肃五原驻防。因为调到五原去，还和军长高桂滋吵了一架。他要去抗日，高桂滋不允许，他索性告假还家，在关中一带拉起队伍来。听说现在又到他哥哥胡景通部任职了，但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习仲勋皱着眉头直点头："看来这个人还有点脾气，值得一试。这样吧，你准备一下，马上到榆林去一趟，就说去谈判边界问题，见见胡景通，把胡景铎的具体情况搞清楚。有什么情况及时与我联系。"
师源起身打个立正，然后离开了。
师源轻装简从，带着边界问题的有关文件，直奔榆林。在邓宝珊那里逗留两天后，便只身前往胡景通的指挥部。
胡景通是个反共死党，一脸的横肉，一看就是一介武夫的模样。
师源见了胡景通，双手抱拳道："在下师源，与景铎兄是故交。久闻总指挥大名，这次到榆林公干，登门打扰了。和景铎兄已多年不见面，甚是想念，不知其在何处高就？"
"哦，是景铎故交哦。快进快进。"听说是老弟故交，胡景通也蛮爽快，连忙伸手道："景铎现在我部任副指挥，在横山波罗堡。我马上给他打个电话，叫他来榆林与你一见？"
师源满心高兴说："景铎兄军务繁忙，别打扰他了，还是我去吧。"
师源没有去波罗堡，直接回了绥德，立即写了个纸条，说有要事商量，叫手下化妆成小商人送到胡景铎手中。
胡景铎喜出望外，当即回信：请速来。
师源再次以谈判边界为由，直奔横山波罗堡。
胡景铎见到师源，一把鼻涕一把泪历数蒋介石的不是，从扣粮扣饷说到移驻五原，最后一甩帽子恶狠狠地道："蒋介石从来不拿正眼看我们，以为老子们都是小娘养成的。我早就跟大哥说过，把队伍拉到共产党那边去。但他是个死脑筋，坚决不干。今天他不干，我干了。师副部长，我从今天起就是共产党的人了。下一步怎么行动，听您指示。"
"好同志，好同志。"师源起身紧紧握住胡景铎的手说："不过不要着急，慢慢来。"
争取胡景铎率部起义的事情就这样谈成了。
西北局先后派了30多名干部到胡景铎部去任职，还带了一些枪支、弹药和经费。派过去的干部分散在胡部里，职务从班长、排长到连长不等，主要任务是搞清胡景铎部基层官兵的情况。
胡景铎自己也不马虎，认认真真地找部下普遍谈了一次话。对比较放心的，话讲得很透彻；对不太放心的，讲到一半就打住了，让他自己回去领会；而对那些反共到底的人，干脆撤的撤，换的换。所以不到几个月，胡部基本上来了一次大换血。
为了搞好这次起义，胡景铎在部队里的动作可谓是大刀阔斧。到了8月份，状就告到他的哥哥胡景通那里去了。对弟弟的不轨行为，胡景通早就有所耳闻，但一直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这次状又告过来了，再不能马虎了。按照蒋介石的革命军人连座法，弟弟率部起义，哥哥可要受牵连的，更何况弟弟就是自己的部下。胡景通火速秘密召见了胡景铎的部下几十人，既哄又骗带吓，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到。
又过了一个月，风声越来越大。胡景通有点坐不住了，直接把弟弟叫到了榆林，他要当面对质。
胡景通拍拍胡景铎的肩膀说："景铎呀，咱们兄弟俩能到今天这一步也不容易。权不大，但吃穿不用愁。咱们兄弟俩就好好带兵打仗，效忠国民党，其他的事情你就少想些。"
胡景铎知道兄长所指何物，避实就虚说："是啊，我也觉得不容易。我一直在勤恳带兵打仗，并没有干其他的事情啊！哥今天这么一说，我倒很糊涂了。"
胡景铎打起"太极拳"，胡景通有些不悦，直截了当道："外面说你和共产党来往密切，行为鬼鬼祟祟，你没听说？我侧面了解过，你是有行动的。我今天告诉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要不然我做兄长的也会大义灭亲。"
窗户纸已捅破，再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胡景铎一起身："我做的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你要你的大义就灭亲吧。我走了，哥你保重！"说完大步流星地走了。
回到波罗堡，胡景铎立即召开了一次起义将领的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起义，唯恐夜长梦多。起义时间定在10月13日进行。
12日晚，驻石湾的部队首先行动。石湾位于横山县东南方向大理河北岸，与子长县交界，是延安经子长到榆林的咽喉要地，也是国民党伸入陕甘宁解放区腹部的一个突出部，国民党把它称为南线要塞。驻防石湾的是保安第9团，共600多人。团长张子亚是胡景通的死党，妻子刚死，就讨了个年轻美貌的小老婆，整天情意缠绵，都成一堆烂泥了。
起义部队包围9团团部时，他正在家里跟老婆亲热，待反应过来，已经做了起义部队的阶下囚。
石湾拿下后，我军绥德分区副司令员率一个营开往高镇。
高镇是石湾通往波罗堡的必经之道，易守难攻，军事作用非常重要。驻高镇的是胡部9团中校副团长秦悦文。事先胡景铎找他谈话，他表示愿意起义，所以高镇起义发展比较迅速。
接着，起义部队控制了波罗堡、响水堡等地，基本上控制了横山全县。
在榆林的胡景通非常惊讶，不敢相信弟弟胡景铎真会率部投靠共产党。他连忙派出援兵攻打响水堡，但大势已去，已无力回天。
横山防务交给解放军后，起义部队就奉命南下延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同志要亲自犒劳他们。
12月24日晚，延安枣园小礼堂里其乐融融，骑6师（横山起义部队）欢迎大会正在举行。骑6师是10月14日解放高镇后在波罗堡成立的，胡景铎任师长。
欢迎会上，毛泽东兴致很高，即兴发表演讲："骑6师的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美蒋那只船虽然大些，但却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革命的船虽然现在还小些，但是它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你们起义是明智的，既为自己找了一条光明的出路，也拓展了边区的回旋余地，对粉碎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意义非同小可。"
骑6师的官兵们第一次聆听毛泽东讲话，那口湖南乡音不大好懂，但他们都能听出一些道道来。毛泽东讲话完毕，场下掌声雷动。
胡、马、阎三面夹击
得知胡景铎起义，蒋介石暴跳如雷，额上的青筋崩得老高。
在蒋介石一生中，他有很多问题都没有搞明白，国民党将领不断率部起义就是其中之一。
习仲勋无论在西北局期间，还是后来奉调进京，都非常关心西北的形势。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有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解放前由于经济、政治和历史、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西北的形势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的煽动支持下，青海、新疆的大小叛乱很多，土匪横行，殃及无辜，严重破坏和扰乱了西北的和平与稳定。习仲勋以敏锐的眼光，最早关注疆藏问题。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路为稳定西北开发西北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
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一个叫尖扎滩的藏民农牧业区，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昂拉千户本是吐蕃王朝赤热巴坚的后代，为了守卫边卡和征税，相传公元5世纪中叶赤热巴坚派贡叶西达杰到达这里，成为尖扎黄河两岸的头人。公元1657年清顺治皇帝封他的后代祖多杰为昂拉千户，世袭至第七代子孙项谦。尖扎滩北有黄河天险，东面和南面被高山环抱，西临黄河的松巴峡谷，是一处易守难攻的要隘。解放后，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还不了解，加上匪特造谣惑众，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在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的裹胁、挑唆下，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拒绝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并组织反革命武装"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他们自以为身处要隘，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奈他们不何，甚至把尖扎滩称为"小台湾"。项谦凭借手中的千余武装力量对已解放的邻县不断进行武装侵扰，甚至袭击人民解放军。我人民政府为了团结昂拉部落不明真相的广大农牧民，不断地说服、争取，耐心地等待他们幡然醒悟，但昂拉千户却执迷不悟。在他看来人民政府的耐心就是无能的表现。这位"末代千户"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人民的仇恨，许多同志失去耐心，主张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以绝后患。针对许多同志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争取项谦归顺的工作，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长达两年七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项谦对投诚态度始终游移不定，反复无常，曾经几度归顺，但不久又反叛。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多次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习仲勋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习仲勋显然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的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军进剿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十分尊重该地藏族人民风俗习惯，严格保护寺院，释放俘获的头目、官人，甚至给项谦卧病在床的母亲治好了病，对贫苦百姓救济、度荒、抚慰，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穿了反革命匪徒的造谣欺骗。项谦在我党民族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终于在1952年7月11日下午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也没有反叛。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非常欣慰，亲自接见、宴请款待了这位回头是岸的"末代千户"，并委任他继续担任昂拉千户。项谦非常感激人民政府的挽救和宽大之恩。中共中央首任统战部长李维汉后来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非常赞赏，把习仲勋比做诸葛亮。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还不忘开玩笑："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0年3月，蒋介石为了破坏新疆的稳定，委任新疆巨匪乌斯满为"新疆反共总司令"。乌斯满等武装匪徒到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乌斯满匪帮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杀人，煽动民族对立，破坏民族团结，严重危害西北的社会秩序，对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威胁极大。与此同时，为了稳定西北的局势，中央和西北局鉴于新疆、西藏的实际情况，指示两地的土改工作暂缓，等条件成熟后再搞。但新疆区党委没有很好地执行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反而擅自提前进行土改，并抓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土匪和敌特趁机造谣污蔑，攻击我党的民族政策，制造分裂，一时局面混乱，并出现逃亡浪潮。乌斯满叛乱和一些"左"的政策、做法重叠在一起，使本来就非常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1950年乌斯满叛乱集团的另一头目贾尼木汉被捕。在接到曾经主政新疆的张治中来信后，7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彭德怀和习仲勋，联名致电新疆要求把贾尼木汉与乌斯满区别对待，要注意统战政策的运用，争取并利用贾尼木汉来瓦解乌斯满残部及稳定归顺的部落，真正孤立极端反动的乌斯满集团，同时尽量争取、挽救被诱骗和裹胁的群众。1952年7月，习仲勋奉毛泽东命令亲赴新疆解决民族纠纷，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在解决民族纠纷的过程中，习仲勋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的许多意见后来被政务院通过的有关法规政策所吸取，比如《关于保障一切散杂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习仲勋更进一步推动立法，为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巩固民族团结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李瑞环曾说过："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习仲勋对民族统战工作做出的贡献。
三次批示，解决非党知识分子问题
在"文革"中，统一战线备受冲击，几陷瘫痪。由于极"左"政策的陷害，包括非党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和牛鬼蛇神，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各种各样的"帽子"。这些做法在肉体上精神上，严重伤害了广大非党知识分子，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的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广大知识分子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纷纷表示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中，非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也逐渐恢复，呈现出喜人的局面。
随着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非党知识分子问题逐渐成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知识分子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非党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知识分子队伍，无论在争取民主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都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知识分子中非党知识分子又占了多数。另一方面，非党知识分子影响力大，社会联系广泛，是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但"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思想领域"左"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被清除，许多人心里还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非党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再是统战对象了。这种认识误区如果任由发展，势必造成统一战线的大收缩，并有可能对非党知识分子造成新的伤害。1982年，北京某大报更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短评，明确提出知识分子不再是统战对象。而这与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接相冲突。在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非党知识分子被明确列为第三类统战对象。党把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是为了加强与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更好地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更充分地发挥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某报纸的短评一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非党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其不好。许多人打电话或致信中共中央统战部，询问中央执行的统战政策有否有变。中央统战部给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打报告，坚持认为非党知识分子仍是我党统战工作对象，并进行相关的说明。习仲勋当即批示，肯定统战部的正确意见，并责成该报改正和澄清。但该报拒不改正，并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统一战线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内部不可能有统一战线，而且还狡辩说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这样争论进一步升级。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1985年又召开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对我党的统战政策进行解释和澄清。随后中央统战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批发报告，同意此观点。这样就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
习仲勋的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这三个批示及时地澄清了误解，消除了思想混乱，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习仲勋不仅从理论的高度重视非党知识分子统一战线问题。在实践中，他也身体力行,广交党外朋友，坦诚相待，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都是习仲勋非常要好的朋友。习仲勋尊重党外知识分子的人格，关心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开诚布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原民革中央主席、著名政治活动家屈武先生，是习仲勋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有一次屈武见到习仲勋劈头一句："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面有不快，语带讥讽。习仲勋一时摸不着头脑，反复追问，才弄清原来新来的门卫战士因为不认识屈武而慢待了他，习仲勋当即向屈武赔礼道歉，两人一笑了之。余心清是冯玉祥将军从前的老部下，是非常有名的党外人士，参与过开国大典的礼仪安排，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等。建国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曾和习仲勋共事多年。"文革"开始以后，余心清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无情揪斗，不仅身心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1966年余心清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在自家的后院上吊自杀。习仲勋对余心清的自杀非常惋惜，他曾经对其秘书张志功（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主任）说："余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其实早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本人也因为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诬陷，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审查。习仲勋对余心清命运的关切，已超脱出简单的朋友之情，更体现出对整个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怀。
此外，关心侨务，落实政策创办经济特区，是习仲勋成功运用统一战线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久发展道路的又一成功范例。
1978年4月6日，刚被"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便接受中央任命，南下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根据广东独特的人文地缘优势，建议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同意在广东搞特区。习仲勋充分利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传输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在改革开放初，采取各种措施解决了广东偷渡外逃现象。
关心侨务工作，对海外统战工作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稳定了广东的形势，又促进了广东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强了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增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感情。对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视，这对广东乃至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习仲勋以自己的方式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做出了自己具有开创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