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1913.10.15-2002.5.24)
祖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第三十八章 英明方略实践发展 初心光明忠心赤胆
      从不张扬卓越贡献 安邦定国深谋远虑

巍巍国魂历久弥新,群英伟人浩然风范。年少峥嵘立志初心,无私无畏忠心赤胆。炉火纯青卓越贡献,安邦定国睿智远见。清正廉明崇德尚贤,开创盛世人民咏赞。
中国革命生命线,实践是真理之源。井岗星火引西北,英明方略大发展。中央长征落脚地,坚强成熟陕甘边。一以贯之红九大,古田会议决议案。初心光明知行一,革命理想高于天。
坚定初心革命路,光明勃兴红延安。万众一心灭列强,救国救民群英贤。残暴黑暗帝官封,中华民族浴血战。复兴中华强国梦,三座大山齐推翻。创伟业苦难辉煌,前赴后继勇向前。革命圣地陕甘边,丰功伟列普新篇。
中国革命生命线,实践是真理之源。井岗星火引西北,圣地延安青史传。人民民主新政权,丰功伟略新纪元。
历史永远铭记193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八千多人率先胜利到达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领导开创的、硕果珍存的陕甘边西北革命根据地,关键时刻,非凡岁月,严峻环境。
当时,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领导开创地陕甘边西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西北,非常特殊极为关键时刻,能随即乘胜,及时稳固落脚发展壮大,随即乘势英明坚强,领导开创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人民战争大本营,具有极为珍贵的重大贡献。
党中央毛泽东对此深情极高评定:没有陕甘边根据地,中央就下不了地。可见陕甘边西北革命根据地对当时中央长征胜利落脚,是何等重要,何等宝贵的支撑基石。
中国革命,陕甘边西北根据地,创建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受挫失败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极为坚毅强烈,奋起抗争,英勇探索,迫切寻求一条光明正确,浴火重生的革命道路成为首要任务。
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在中国革命受挫低潮的这非常岁月,不畏白色恐怖,置生死于度外,响应党的号召,在西北地区高举工农武装起义的大旗,创建西北红军,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
少年习仲勋,就立志要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习仲勋13岁参加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不顾失去父母双亲的巨大悲痛,冒着深入敌营的巨大危险,遵照中共武字区组织指示,打入国民党长武县国民党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习仲勋利用营委书记的身份在进步士兵中宣传革命,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建立党组织,肩负起领导兵运工作的主要责任。
1932年4月,乘部队在陕甘两地换防之机,组织发动了著名的“两当兵变”,将暴动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担任队委书记。虽然起义部队在北进途中遭遇埋伏,受到挫折,但两当兵变唤醒了甘肃人民的革命意识,播下了革命火种,以此为起点,甘肃境内先后发生了靖远、西华池等十多次武装起义,燃起了革命风暴。
1933年3月,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习仲勋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一起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他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作为党在游击队中的代表,习仲勋指导对20多支游击队进行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彻底整顿。他坚决遣散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 连续取得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胜利,使照金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其幅员跨越近百里的广大地区。
1933年8月,习仲勋在照金的陈家坡主持召开陕甘边区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的问题。会议研究决定,要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把抗日义勇军、各地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 ,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区红军主力,以崭新的战斗阵容展开游击战争,连续粉碎敌人多次“围剿”, 使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形势获得转机。
照金失守后,习仲勋带队转战陕甘边。1933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1934年2月,国民党调集正规军和各地方民团,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习仲勋自始至终参与组织指挥了边区反“围剿”斗争和后方生产建设事业。在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勋仍然留在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反“围剿”斗争。至5月底,陕甘边红军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4年10月,在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关键时期,国民党军分六路向陕甘边根据地进攻。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临时决定:红军主力再次转入敌后,歼其一路或两路,打乱敌“围剿”计划;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留守根据地,与敌周旋。习仲勋仍留守南梁,担负起组织领导保卫根据地和筹集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
1935年春,当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红四方面军进行强渡嘉陵江作战之时,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共四万兵力再次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时称第二次“围剿”。进攻的重点目标是陕甘边根据地所在地南梁。敌人还采取了堡垒战术,沿途构筑碉堡,建立“战略村”,妄图消灭陕甘边区红军。
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优势兵力,首先打敌高桂滋防线,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十二师第五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第一团在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六十一师;第二团对马鸿宾部实施阻击,向甘肃省环县、陕北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发展;骑兵团相机东进陕西省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地区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武装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西北红军经历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200余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6座县城,使游击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陕甘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陕甘根据地由此形成。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国民党军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南方红军的压力。
1935年7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蒋介石判断红军的企图是“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 。 所以蒋介石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调集薛岳、胡宗南等部大军,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面对西北红军的壮大和陕甘根据地的发展,1935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七个师,马鸿逵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的军队,总兵力达15万人,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延安、甘泉等地给国民党军以重创。
西北红军的不断壮大和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使国民党调集大量军队对西北红军进行“围剿”。西北红军在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指挥下进行英勇顽强的反“围剿”作战,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使其难以集中兵力“围剿”南方红军,在客观上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甘苏区,仍然面临极为严峻的困境。红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红军主力尚未集中,陕甘红军迫切急需快速空前发展壮大;陕甘苏区虽经过发展已经比较稳固,但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部队给养困难,扩军不易;陕甘苏区周围的敌情依然疯狂残暴,极为嚣张。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西有甘肃、宁夏的国民党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部,南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陕甘苏区被四面包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立足西北生存发展壮大的环境,依然十分严峻,反动势力总代表蒋介石反动政权穷凶极恶,继续迫不及待、全面调集胡宗南部以及驻防西北的张学良部、杨虎城部,伙同马家军和各种地方反动武装力量,扑向立足未稳、还没有广阔稳固根据地的中央红军。
党中央毛泽东敏锐果断,英明决策,坚强应对,1935年11月神速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深谋远虑,高度评价这次战役,直罗镇一仗,给中央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随即,毛主席党中央敏睿迫切部署,开拓区域广阔的、崭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筹集急需大批丰厚的军用物资,迎接还在北上途中的二、四方面红军,实现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边胜利会师。英明坚强,非凡睿智,波澜壮阔,空前发展壮大红军力量,引领中华民族救国救亡,担当全面英勇抗战的伟大历史重任。
于此同时,毛泽东党中央相继紧急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制定一系列方英明正确的方针路线,战略决策,有理、有节、有利,顺势展开东征、西征,争取张学良、杨虎城部中的积极力量,迎战歼灭顽固的反动势力,快速打开良好的立足局面。
同时紧急严密安排,解救出被陕甘边“左”倾误导滥杀、错捕的众多优秀的革命同志---刘志丹、习仲勋等人。
毛泽东对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领导、开创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珍存,全面坚强成熟,稳固发展壮大,深情极高称赞:“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这是1935年,当时,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甘苏区,对根据造成极大混乱和严重危害。习仲勋高度清醒,敏锐明朗,立场坚定对这些“左”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奋力的批评和抵制。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习仲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苏维埃政权的工作。1935年9月,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直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才得以释放平反。
历史公论,党中央和人民铭记,对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领导、开创地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西北,建立中国革命胜利的大本营红延安,做出了极宝贵的重大贡献。
陕甘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
毛泽东曾说:“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习仲勋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同时,正因如此,毛泽东独具慧眼,重托任命青年习仲勋担任环县县委书记。
习仲勋在毛泽东心中印记甚重。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刚步入陕甘边意外看到经风吹雨打的陕甘边根据地人民政府文告,签署人,是陕甘边人民政府主席习仲勋。党中央毛泽东感悟到极大欣慰,毛泽东内心立刻断然肯定,这里有我党同志开辟的根据地。
当时通讯落后不发达,党中央毛泽东不知道在甘边这里,还有硕果珍存的革命根据地。这对当时历尽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急需真诚救困相助来说是极为重大的喜讯。毛泽东日后深情评定,曾明确指出:“是陕北根据地救了中央,没有这块根据地,当时中央红军就下不了地。”因此毛泽东认定,在红军长征的革命低潮中,依然还有这样全面成熟、壮大珍存的根据地,这里根据地的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政治觉悟这样高。坚信习仲勋一定是党的非常优秀、坚强的革命同志。
1936年,毛泽东党中央为巩固扩大陕甘苏区,中英明决定红一方面军进行东征,解除东面的威胁,打通抗日前进的道路。同时,向南进行巩固。红军东征大捷之时,习仲勋被派往陕甘苏区南端的南大门,关中特区工作。关中地区,物产、人口条件都比较优越,但靠近国民党军的西北大本营西安,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驻守,敌人力量较强,红军发展比较困难。因为地处陕甘苏区最南端,所以关中特区被称为陕甘苏区的“南大门”。足见其重要性。
习仲勋到关中后,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他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保卫苏区的南大门。为此习仲勋进行了许多细致的工作。他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并根据当地实际况和中央精神,纠正执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偏差。
关中特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在习仲勋的主持领导下,关中特区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关中特区“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国民党的战略重镇西安。”
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对中共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剧。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制造的磨擦事件多达64起。一场错综复杂的反磨擦斗争,考验和锻炼着习仲勋的革命意志和斗争艺术。
  集关中分委书记、关中分区专员、关中保安司令部政委于一身的习仲勋,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指示,领导关中分区的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磨擦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巩固了人民军队的抗日战略总后方。他运筹帷幄,殚精竭虑,仅1940年以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名义,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报告,就达27份、10万字之多。
   1940年1月21日,习仲勋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中根据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摆在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然事变”。习仲勋提出反磨擦斗争的主要策略:“第一,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第二,反磨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原则下进行的”;“第三,此次对方的进攻是有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过去论比。如对方突然向我袭击,或占我某一地区,我则一定要派出兵力深入到其后的有利地区活动,为的是打垮反动基础与扶植进步力量,以达到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分区的目的。”根据上述原则,习仲勋提出了关中分区的四项中心工作:“第一,巩固自己”;“第二,扩大自己”;“第三,动员群众”;“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
    1940年5月8日,习仲勋就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情况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报告说:“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对我关中分区的进攻,由以前的偏重于政治方面,转向了主要的军事进攻。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进入了一个新形势。在目前,我们总的策略是,一方面发动全关中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深入的战争动员,提高群众保卫关中分区、保卫家乡的热忱,另一方面揭露反共顽固派的阴谋及其罪恶行为,以便孤立与打击之,完成保卫关中分区的总任务。”习仲勋提出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的三条策略:“甲、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展开普遍的政治斗争”;“乙、加紧军事上的动员,准备奠定战争的实力基础”;“丙、加强战时的组织与领导。”习仲勋强调要“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及进步人士围绕在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口号周围”,间接、直接地帮助我们。
面对严峻形势,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挑衅,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有效反击,1940年组织进行了大小90余次反磨擦战斗。习仲勋1943年1月8日在西北局高干会的发言中讲到这一时期的反磨擦斗争时说:“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反共磨擦更加严重。二十八师、预三师向我进攻。三月间,预三师袭击看花宫;五月间,保安第四支队郭相堂部占领新正六区底庙村,随后四区亦被占领。及至六月间,井村战斗后,才予反共部队严重打击。在‘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的政策下,一九四〇年九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瑶曲、马栏四个区,成立了关中分区东行政区。在一年的反磨擦斗争中,我们基本上胜利了,边区更加扩大了。”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防备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1941年春,中共中央军委令王震率领八路军359旅主力进驻延安以东和以南的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及甘泉、富县等地,令警备一旅开赴关中分区。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政组织号召全分区军民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进行坚决而有效的自卫战争,各地迅速组织游击队,整顿自卫军,加强盘查放哨,实行坚壁清野。在边区军民坚决的军事斗争面前,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习仲勋在领导关中分区军民进行反磨擦斗争中,既注意搞好军事斗争,又很重视政治斗争,讲究斗争策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他1940年写给边区政府的20多份报告,大都提到了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他指示《关中报》有针对性地开展反磨擦斗争报道,印刷传单标语,普遍张贴散发。他还亲自给顽固派头目写信,谈判和交换双方被俘人员,教育启发顽固派下层官兵觉悟。习仲勋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反磨擦斗争时说:“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搞磨擦、蚕食我边区的反动政策,毛主席制定了‘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指导边区军民反磨擦,反蚕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的捣乱和破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习仲勋和张宗逊共同指挥了著名的爷台山反击战,全部收复爷台山等失地,取得反顽斗争的彻底胜利。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的讲演中,对此战给予高度评价:“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
习仲勋在忙于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注学校建设发展。此后,在关中分区建立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旬邑分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等几所中等学校。从1938年4月至1939年7月,鲁迅师范学校在关中分区办学1年又4个月,培养学生300余人,成为抗战时期“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从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陕北公学在旬邑看花宫办学1年时间,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300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成立,习仲勋兼任校长。他后来回忆说:“二师的教学方针,一开始就确定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才能的青年为宗旨。一切从边区实际出发,培养边区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人才” 。习仲勋要求分区机关、团体和领导同志,都要爱护二师,支持二师。他自己也经常为二师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
   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委于1940年4月12日创办了分区党委机关报《关中报》。他对《关中报》采取“抓政治、严把关、多指示”的领导方式,要求报纸树立“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的办报方针。习仲勋说,关中地区群众干部文化程度低,报纸一定要在通俗化上下功夫,要写老百姓的事,说老百姓的话,使他们看得明白,听得懂,爱读爱看。报社按照这一办报思想,突出人民性、群众性和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活泼,深受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对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拥军支前、减租减息、识字读报、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944年10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关中报》被誉为边区地方报纸的模范。194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载文给予高度评价:“《关中报》办得最好!”
   1943年元旦,《解放日报》在社论中指出:发展生产,加强教育,是1943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刚走上绥德地委书记岗位的习仲勋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一手抓大生产运动,一手抓文化教育。他要求文化教育事业要为全分区52万人民群众服务,提出按照教育与劳动结合、教育与社会结合、教育与政府结合、教育与家庭结合的办学方向进行改革。为有效地解决群众识字、学文化的问题,习仲勋要求各地抓住冬季农闲季节大办冬学。1943年冬,全分区办冬学905所,参加学习的7万多人。1944年3月11日,《解放日报》以《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为题,全面报道和推广绥德教育工作的经验。至当年秋,全区已有完全小学260所,中小21所,普小150所,共有学生11400余人,同时还办有民校22所。在地委和各级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下,全区掀起了扫盲、学文化的热潮。
   习仲勋亲自做调查研究,总结子洲县周家疙崂村因地制宜办冬学的办学经验,撰写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的文章,发表在1944年11月23日的《解放日报》,提出了办冬学要掌握的7项方针:(一)坚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二)冬学运动首先要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三)不能抄袭一套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学用一致。(四)冬学运动要和冬季训练、闹秧歌、医药、卫生、组织妇纺、植树等取得有机联系。(五)在开展冬学运动中,注意团结农村中参加冬学运动的一部分积极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六)对训练冬学教员,应采取开会形式,研究典型,交换经验,不要采取一般灌注式。(七)在开展冬学运动中,必须普遍地建立若干个重点,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习仲勋写道:“周家疙崂一揽子冬学就是我们今年开展冬学运动的正确方向。”习仲勋对周家疙崂村冬学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对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特别是开展冬学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习仲勋无论是在关中分区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还是在绥德分区保卫边区北大门,都始终是党和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模范执行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戴。
毛泽东1943年1月亲笔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后又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又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继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力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只有32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赞赏程度极高。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均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为。1948年初,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致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

在1948年1月4日致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习仲勋指出,如果按照一般做法在老区进行土改,一定要犯原则的错误,那种认为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习仲勋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来信很重视,1月9日做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再次致电毛泽东,提出由于义合会议(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和晋绥的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并提出整改的意见。
习仲勋在西北工作中高瞻远瞩,深知重视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重要性。西北地区幅员辽阔,但是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青海,大小叛乱很多。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重要贡献。

地处黄河上游两岸的青海省,地势险要,林深山高,住着昂拉部落,实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项谦任千户职位,是青海有名的千户,游移不定,反复无常。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还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军阀马步芳部发动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剿灭。平叛之后,残余叛乱分子拉拢项谦叛乱,让他出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习仲勋认为,如何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对于共产党在青海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因此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
习仲勋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认为决不能采取武力。为了和平解决问题,习仲勋前后数十次派人争取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不久又反叛。受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去做项谦的工作,最终使项谦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未反叛。
项谦后来陆续担任了青海尖扎县人民政府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事情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十分赞赏,称赞道:“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了习仲勋,开玩笑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1年春,新疆以乌斯满为首的叛匪残余势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破坏民族团结,情况相当严重。加上新疆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做法,使问题更加复杂。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严重关切。在提出西北土改问题时,中央和西北局特别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缓行,即现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区党委不但拒不执行这项重要决定,反而提前进行土改,抓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一时局面混乱,并出现逃亡浪潮。西北局严令新疆区党委停止这种做法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将新疆区党委负责人召到北京,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他们改正错误并改组区党委。

1952年7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习仲勋亲赴新疆解决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还两次交待习仲勋要将另一位负责人开除出党,措辞严厉。当时习仲勋对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处理,未将此人开除出党,最后只以暂时降级使用了事。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李瑞环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习仲勋和西北局领导西北人民,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烈属军属三大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在习仲勋的具体指导下,西北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和平签名运动的基础上,结合普遍的时事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各种实际工作逐步深入和展开。1951年2月10日,西北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反对美帝武装日本及爱国公约运动的通知》指出,抗美援朝“在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亟待进一步发动与发展,以便逐步达到运动的普遍与深入,造成一个各族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热爱祖国的高潮,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和势力,提高各族人民的自信心,提高爱祖国的思想觉悟”。要求各级党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运动口号,组织各界人民举行示威、座谈,发动群众以写信、致敬等各种方式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结合各项实际任务即剿匪肃特,恢复和发展生产,订立爱国公约,以使全西北人民家喻户晓。
习仲勋和西北局结合西北地区实际,严格执行中央政策,领导抗美援朝捐献运动顺利进行。在1951年3月3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会上,习仲勋指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切戒形式主义,不要只求表面,停止在一般号召上面,缺乏生动的实在的工作内容,那就不能得到教育群众的效果,反而浪费力量,疲劳群众”。
1951年8月22日,习仲勋在甘肃省第二次党代会讲话中再次提出抗美援朝运动需注意的问题:“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抗美援朝总会的三大号召,必须认真执行,但要防止和纠正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的偏向。爱国公约应加以检查。捐献运动也要加以整理。游牧区,除富有者和寺院自动捐献外,牧民中可不普遍动员捐献。农场中的摊派捐献的现象要停止,已摊派者要纠正之。各地捐献运动中,必须坚持增产、自愿原则,掌握确实数目,免得伤害群众情绪或放空炮。”
根据习仲勋的意见,西北局于1951年6月12日发出《关于发动群众捐献飞机大炮问题给各省(市)委的指示》,要求各地捐献运动避免出现脱离群众的倾向,指出:“发动群众为前线增加生产,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是目前深入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一项政治任务,在完成这个任务时,主要从政治宣传着手,强调为爱国而增加生产。提出任务、捐献计划时,应从最大多数群众可能的条件出发,多想办法积极增加生产来完成任务,决不可代替群众,甚至凭主观热情,不量力而行,结果不仅计划落空,且会脱离群众。”
在西北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中,常香玉领导的香玉剧社是一个典范。从1951年8月5日开始,常香玉和香玉剧社演职人员从西安出发,半年时间演遍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义演180多场演出,完成捐献一架战斗机的目标。当捐献义演总结汇报转呈至习仲勋时,他在上面亲笔写了“爱国主义的典范”的批示。他在接见常香玉时说:“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西北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扩大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促进了各项工作不断深入和发展。习仲勋在1951年3月3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抗美援朝运动,这一时期,在我们西北各地,不分民族、职业、信仰,都开展起来,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这是很好的。这个运动又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前进,这就使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有力和更有丰富的内容。”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习仲勋发现一些地方出现“左”的做法,他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解决,引导运动健康发展。1952年1月4日,西安市举行宣判贪污罪犯大会。习仲勋发现宣判的14名罪犯中有7名未报经批准而且定刑过重,他严肃地告诉大会主席团负责人:“坚决贯彻坦白者重罪轻办、轻罪免办的方针,只有对那些罪恶重大又坚不坦白改悔者才严厉惩办。”“如果定刑过重,就违背了这一方针,就使群众不能正确了解政策,并会给贪污犯法的人增加顾虑,而阻塞真诚坦白和大胆检举的道路,对整风运动的开展是有妨害的。”他强调:“我们不要以为运动来了,办重一点不要紧,这是对政策不严肃的表现,正因为运动来了,更应正确地掌握政策,才能顺利地把运动推向前去。”
习仲勋这番话使大家受到教育,当天有关方面对7名定刑过重的罪犯作了复审,减轻了他们的刑罚。习仲勋及时召开西北局、陕西省和西安市的三级高干会议,反复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第一要正确掌握方向,第二要抓住重点,第三方法、步骤要对头,克服群众中出现的简单急躁情绪和蛮干做法。他要求对不同贪污对象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并提出“密切指导,严密控制,坚持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力图把群众运动起来后可能产生的“左”的偏向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他把这些想法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肯定他“提得很好”,
西北局在1952年1月24日发出《关于开展城市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指示,要求从2月开始,在主要城市工商业界开展“五反”运动。习仲勋要求在西安、兰州、迪化、西宁、宝鸡、南郑等城市已经开始进行的“五反”,由各省省委掌握;其他分区以下的县城市镇一般都暂不进行“五反”,何时进行以后再定。西安、青海、甘肃等地在处理不法工商业者时惩处偏重,习仲勋向有关负责人说明政策,讲清对工商业者退补过重“必将过分损害资本家的积极性,对生产不利”的道理,使这些地方对处理过重的问题及时作了纠正。他还明确指示:“要主动的照顾和帮助与我们在解放后一直合作共事很好的上层人士过关,这对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是大为有利的。”这些做法保证了西北的干部在广大的区域中,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风气正,作风硬,为党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纵观习仲勋主持西北地区全面工作,按照党中央政策方针,根据《共同纲领》,在西北地区实施了人民民主专政。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了各民族、各革命阶级,以及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并和他们一道,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人民政权建设方面,推动各项民主改革方面,剿匪和镇压反革命方面,以及文化教育工作等等方面,都开展了切实的有效的工作,巩固了人民的胜利。
习仲勋为建立和巩固西北地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他从战争年代“年轻有为”的领导者,已经成长为“炉火纯青”的,主持西北大区全面工作的高级领导人,实现了“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的庄严承诺。
习仲勋,中国农民的儿子,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从群众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革命人生,从革命、建设到揭起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序幕,最前沿制高点,主政南大门广东,创办经济特区,引领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实现强国梦的领头雁。一生实事求是,历苦难辉煌革命岁月;走上激情燃烧社会主义建设地伟大时代;积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相对应的新时代;送走新中国最沉痛的1976年。
1976年,共和国的几位主要开创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同一年先后去世,这是新中国全体亿万革命人民最沉痛的年月。河北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不计其数。老百姓接二连三的听着哀乐,扎着白花,心怀悲痛。很多人都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1976年是民心沉痛的一年,也是历史大转折的开始。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仿佛是这一年噩梦的尾声。噩梦醒来是早晨。
1976年10月6日 - “四人帮”被逮捕并接受隔离审查,标志着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7年3月10-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陈云、王震等郑重提出恢复邓小平领导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他们说,为了中国革命、党的事业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他们还提出,应当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的诡计。

陈云、王震等同志的意见,虽然遭到华国锋的压制,不让陈云、王震的发言刊登在会议简报上,但他们的坚持原则的行为得到多数与会者的拥护,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重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全会继从1977年9月后,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一大批受冤蒙难的的老党员,老领导,各条战线被错误定性为右派人员给予平反和恢复工作。其中包括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习仲勋。
习仲勋1978年4月5日到广东主持工作。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直至1980年12月调回中央。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而习仲勋直至来广东的前一个月,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按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的话说:“仲勋那时候恨不得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补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
1962年9月,习仲勋因一部名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遭康生诬陷,在“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前后长达16年之久。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习仲勋的案子得到了彻底平反。这是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冒着一定风险直接翻案的一个“铁案”。
习仲勋到任后,即到广东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许多事。当时,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别说荔枝、香蕉这些水果成了奢侈品,就连日常必须的副食品也极其短缺。老百姓的菜篮子里多是“无缝钢管”(空心菜),更不敢养“三鸟”(鸡鸭鹅)。习老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7月,他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他感到很难过。这次宝安之行,对他的触动很大,他下决心要搞好广东的经济。
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习仲勋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不久机会就来了。
1978年11月至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敢于突破旧体制的大胆构想,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习仲勋又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参加完这次会议,他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非常相似。回到广东,习仲勋召集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
1979年4月,习仲勋再度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上直截了当地把广东省委的这些想法说了出来。他请王全国同志(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表省委发言,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
广东省委的意见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视,并得到赞许和支持。之后,习仲勋又单独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一挥手:“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托,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中央(即《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这个文件给特区定名为“出口特区”。对于中央的这一决策,习仲勋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到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
1980年3月末,谷牧又来到广州,主持成立特区的会议,会上习仲勋将最早提出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此后不久,深圳特区开始设立,特区的奠基仪式是由习仲勋亲自主持的。
1980年12月,习仲勋调离广东到中央。这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外贸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较快。一些大的合资项目,如大亚湾核电站、广深珠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公路桥等,都在进行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此后广东的经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习仲勋在调离之前,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这是他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在此期间,习仲勋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习仲勋同志在推进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胆略,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亲自主持和推进广东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代表省委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决策部署,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牵头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广东实际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并大胆实践、开拓创新,推动广东改革开放扬帆起航。
习仲勋,1980年12月调回中央工作。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
1988年4月,习仲勋当选为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多部法律、条例的审议,参加了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习仲勋革命人生,从年少峥嵘,救国于危难之际,救民于水火之中,立志初心。毕生坚定不移走上复兴中华,实现强国梦的革命道路。在中国革命的大潮实践中,奔走冲锋,宣传动员,组织领导,开创陕甘边根据地,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拼搏进取,勇往直前,坚毅不拔。千锤百炼,英勇坚强,全面成熟,忠诚可靠,能力卓越。
习仲勋,西北黄土高原农民的儿子,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坚定马列志不移,初心光明知行一。革命建设和改革,终生奋斗功盖世。创伟业北国南天,迎改革壮心不已。
革命建设和改革,坚定初心寻真理。习仲勋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苦难辉煌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虽然没有亲自参加长征,但他参与创建和发展西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反“围剿”作战,有力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参与创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历经艰险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保卫中国革命大本营建立了不朽功勋。
习仲勋作为新中国西北局书记,在西北地区领导实施了人民民主专政。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了各民族、各革命阶级,以及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并和他们一道,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人民政权建设方面,推动各项民主改革方面,剿匪和镇压反革命方面,以及文化教育工作等等方面,都开展了切实的有效的工作,巩固了人民的胜利。西北地区团结、进步的气象,是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
习仲勋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习仲勋重新恢复工作后,1978年4月至1980年底,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以巨大的改革勇气和忘我的奋斗精神,带领广东人民率先投身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从年轻有为到炉火纯青;从老骥伏枥,到鞠躬尽瘁,甘做人梯,倾注了一个共产党人,一生的革命追求,展示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忠诚国魂。
尊崇敬仰,回望缅怀习仲勋,以民为天,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砥砺奋进,一路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人生征程,崇高至伟,辉煌卓越,丰功伟业,永垂青史。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永放光芒,明照千秋。
年少峥嵘立志初心,无私无畏忠心赤胆。炉火纯青卓越贡献,安邦定国睿智远见。清正廉明崇德尚贤,开创盛世人民咏赞。

华夏国魂万代承传,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崇高理想共产主义,劈波斩浪一定实现。直跨云帆奋勇前进,初心光明一往无前。人民公仆人民领袖,群英伟人浩然风范。
初心光明执行一,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马列是真理,实践是真理之源。复兴中华强国梦,中共诞生二一年。三座大山帝官封,工农革命齐奋战。血雨腥风路漫漫,龙腾虎跃井岗山。雄关漫道真如铁,何惧千难与万险。井冈风雨长征路,万水千山只等闲。
中央长征落脚地,硕果珍存陕甘边。崇高理想指征程,丰功伟列普新篇。巍巍国魂育龙孙,共产党崇德尚贤。无私无畏勇担当,至公正道照人间。
革命真理大发展,前赴后继永向前。劈波斩浪立潮头,生死为民志浩然。初心光明意志坚,创伟业忠心赤胆。
坚定初心革命路,真理正义红延安。万众一心灭列强,救国救民群英贤。光辉思想照万代,苦难辉煌新纪元。
革命建设和改革,一路丰功人民赞。俯首甘为孺子牛,心底无私天地宽。真理正义是国魂,龙子龙孙代代传。
华夏国魂世尊崇,五千年文明华章。龙孙万代礼仪邦,巍巍盛德天下扬。自从盘古开天地,普济苍生启华章。至公正道仁善慈,历久弥新阅沧桑。三皇五帝史传载,大禹商汤周文王。秦汉一统汉文化,植根华章大隋唐。宋挥玉斧开朝纲,治隆盛唐朱元璋。
秦汉隋唐大明朝,广开国门何雄哉。精粹国魂汉文明,诚迎天下宾朋来。畅融天下文明智,尊用环球世人才。
泱泱中华世敬仰,万世广交从未衰。共商共赢广交流,构丝绸一带一路。仁慈和谐共命运,相依发展国门开。
华夏万年国家史,五千年文明辉煌。精粹国魂聚中华,历尽沧桑总盛强。当代英明共产党,中国马列新思想。国魂汲取世文明,科学哲思路宽广。复兴中华人民志,乘风破浪无阻挡。开创华夏新中国,人民当家立宪章。革命建设和改革,站起来建设富强。
新时代英明方略,铭初心辨准航向。时代是理论之母,科学真理创辉煌。实践是真理之源,顺潮流浩浩荡荡。求真理捍卫正义,和平美满世向往。
尊崇敬仰,回望缅怀,永远铭记习仲勋,一代优秀杰出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就的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初心光明,坚定不移,一以贯之。他们从年少峥嵘,赤胆忠心,坚毅实践,无私无畏,甘洒青春生命热血,竭诚奉献,到炉火纯青,卓越丰功。
坚定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光明磊落,坦荡浩然,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实干苦干,力戒张扬。
他们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甘做人梯,鞠躬尽瘁。战斗一生,奋斗一生,无私无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安思危,高瞻远瞩,殷忧启圣,永葆共产党人昂扬奋发,与时俱进本色。
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在实践中反复检验,不断发展,日益丰富完善,积淀飞跃到新的高度,新的层次,新的境界。新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鲜明深刻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神圣庄严,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追求;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忠诚国魂。明照千秋万代,前程无限光明灿烂,胜利辉煌。